科学思维方式能否成为社会伦理的出发点（外二则）

武夷山

20080818

 

旅美华人学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许倬云文集 刹那与永恒》（1988）一书中说：

新社会伦理基础可以从科技中寻索，并不是以科技为信仰对象，而是把获得科技知识的思维方式，转化为社会伦理的出发点。科学知识有其普遍性。……由这一普遍性的认知，我们不难推演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公平。求取科学知识没有小路捷径，这是“真”；由求真态度，我们也无妨领略到敬谨认真的处事待人行为标准。……最后真理正如“无限大”，可以接近而不能达到；由这番领会，我们也可以培养谦卑的美德。……

单由上述三种求知心态――普遍、求真及谦卑，不仅可以重建社会伦理，甚至可以进一步建立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例如，没有特权、没有例外的认知态度，可作为法治社会的张本。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也可以由普遍性的这个概念得到依据。不武断，不自以为是，又可以作为言论、思想自由的保证。

 

许倬云先生是人文学者，他对科学的极度信任态度令我吃惊。科学思维方式能否成为社会伦理的出发点，是值得怀疑的。许先生选了一些可作为伦理出发点的科学特征。但是，科学还有另外一些特征，比如“探索无禁区”，那么，既然探索无禁区，能否克隆人呢？

 

印度著名学者、哲学家、思想家Paulos Mar Gregorios（1922－1996）在Science for Sane Societies （1987）一书中说，科学对伦理学的潜在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科学讲究诚实，强调在真理面前的谦卑，要求人们愿意抛弃偏见，面对证据时能够承认错误。

2、               科学强调追求真理的自由。

他说的第一个方面与许倬云先生的观点很接近，他说的第二个方面是我有所保留的。

他俩观点这么接近，应非偶然。

 

 

有这样一种说法：些许的哲学知识会使人心向无神论方向偏转，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又会使人心回归宗教。（Betty Shapin and Lisette Coly, edit, Para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Concepts, 1987, p1） 

很多人将牛顿晚年沉迷于神学研究看成一场悲剧。其实，我们哪里理解牛顿的心事。另外，他对神学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并非晚年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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