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礼物”――传统

武夷山

29日晚，本所第一届研究生屈慰双博士（目前在美国工作）请本所的几位老前辈吃饭， 我恭陪。老前辈中包括我的硕士论文导师孙学琛。这触发了我对研究生阶段生活的回忆。

我是1982年初入所学习的，1984年底答辩。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当然就更没有PPT。我们是将学位论文的要点抄写在大白报纸上，答辩时，讲完一张撕掉一张。若是毛笔书法太差，此时就会很丢人。

答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与学术完全无关。那时，我所的研究生教育由人事教育处负责。在答辩会的前几天，我问处长：我们是否需要准备一些茶叶给答辩委员泡茶呢？他回答说：“当然需要，我们处里可没有茶叶啊，你自己准备”。我那时不喝茶，就在答辩前一天特意买了一点茶叶。我想，如果答辩委员有抽烟的怎么办呢？就买了一包烟（请注意：是一包烟，不是一条烟）。我自己不抽烟。

答辩会那天，我到得很早，孙老师也到得很早。我就将那包烟交给孙老师（他当时是吸烟的），说请答辩委员用。孙老师平时是和颜悦色的，一看到烟，登时就皱起了眉头，很不客气地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抽了你的烟，那我们一会儿对你论文有意见还怎么提啊？”我嗫嗫嚅嚅地解释说，是教育人事处长说让我们自己准备茶叶的，我就顺便买了烟，没有别的意思。孙老师就把烟接过去，没有再说话。

我的答辩顺利通过。我的茶叶派上了用场，给大家泡了茶。但是孙老师没有拆那包烟。答辩结束后，他又把未拆封的烟还给我，仍然没再说别的话。

大家看看：我们的老前辈就是这么做人的，他将一包烟都看作准礼品，因此高度警惕。

90年代中间，我也当了研究生导师。此时的社会风气比我读研究生时差多了。学生给老师送礼的情况也逐渐多起来了。我相信，并非送礼者都别有用心，很多学生只是表示善意与感激。可是，一旦形成这样的风气，来自农村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孩子怎么办？送吧，阮囊羞涩；不送吧，眼看着别人都送，他们心理上会有压力的。于是我给自己定了规则：一律不收任何礼物，即使礼物很轻。有的学生听说我不收礼，又真心想送，就在没有事先与我打招呼的情况下，晚上来敲家门。我断定来者带着礼物，就愣是不开门，说：“有事明天到我办公室谈吧，不是我不愿意理你，是怕你手上提的东西。”有些学生觉得我拒收礼物拒得太过分，很不高兴，我就给他们讲“一包烟”的故事。我说，“你们得记住我是谁带出来的，孙老师不收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包烟，我能收你们给我准备的礼物吗？”面对带着礼物的学生，实在推搡得不好办了，我就让一步说：你们实在有心送礼，等你们毕业挣钱了再说，现在是绝对不收的。于是，也有少数学生记住我的这句话，毕业工作后来送礼的，我只好收下，但总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事业有成，我就比什么都高兴，比收什么礼物都好！尽量不收礼，从孙老师到我，形成了一个小传统。

孙老师的学问是很好的。本所第一批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孙学琛，一位是钱起霖。这两位入选，任何人都心服口服。但是，孙老师影响我最深的，还不是其学术造诣，而是对这一包烟的处理。

 

下面附一篇孙老师的文章，其水平您自可判断（扫描文件，我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校改了很多错认的字，但难免仍有错误，请谅解）：

 

关于当前情报研究的若干问题

孙学琛(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

科技情报工作  1991年11期

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于1990年7月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情报研究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情报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实力的增强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情报研究工作自身的不断发展。 但是，面对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治理整顿和体制改革的深化，情报研究工作仍然不很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情报研究的理论建设与实际工作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进一步去探讨。

概括地说，情报研究工作就是对相关的情报进行加工、整序、归纳、分析，从而形成能满足特定需要的、具有新的情报的过程，其目的就是通过情报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去充分开发情报信息资源，使之更有效地为社会所利用。具体说来，当前情报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大体上有三个方面：在管理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在科研与生产中担负助手作用；在动态跟踪中起到耳目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决策科学化的发展，以及情报服务从全部无偿服务向部分有偿服务转变，情报研究工作根据管理决策以及科研与生产的需要在开展专题情报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围绕国家、部门和地方的有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规划计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的重大课题，开展旨在为优化决策服务的专题研究；紧密配合科研与生产中的重点项目、攻关、重大工程建设、技术革新、技术改进、产品开发的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内外情报分析研究等等。这是情报研究工作不断深化为决策服务和为科研与生产服务的结果，是情报研究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必需充分予以肯定，并要继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但是，情报研究部门作为一个专职的情报分析机构，责无旁贷地担负着跟踪和监视世界的科技、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动态的任务，发挥着耳目作用和预警功能。一个高水平的情报研究机构，显然不能只满足于被动地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来决定自己应当做什么，还应当力求超前一步，在经常性地对世界发展动态进行全方位跟踪、监视与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主动向有关部门(特别是高层次的决策部门)乃至全社舍提示，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世界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或将要作出的反应等等，以便各级决策部门重视这些问题和较早地研究对策。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同志在全国情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情报研究机构不能满足于一年、半年或几个月的时间搞一两项课题就算完成任务了。我们能不能及时捕捉住世界任何地方、任何领域中发生的科技进步苗头，重大技术变革会不会错过我们的全方位监视网，情报研究部门能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最新信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世界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过去曾经是情报研究部门的优势，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和效果，并得到过中央与地方的有关部门的欢迎与好评。然而，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获得国外情报信息的渠道日盏多元化，情报部门在信息资源上的昔日优势已不存在。其次，随着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专业人才进入领导层，对情报的要求越来越高，情报研究工作 如果不能适应变化着的形势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提高质量，定会被社会上的其它信息部门“旁路”掉了。第三，近几年来，由于情报事业费紧缩，难以支持动态跟踪的工作，同时也由于这类工作不同于一般的专题情报研究工作，它不是针对特定用户的需要的，从而难以获得事业费以外的专项经费支持。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作为情报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动态跟踪工作，普遍出现萎缩和质量下降的态势。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如果再不给予情报研究部门以有力的支持，这项工作将会进一步削弱以至消失。

研究方法 近几年来，情报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相当普遍地参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研究，越来越深地渗入决策研究领域，传统的情报研究方法与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种软科学研究方法相继引入情报研究工作中来。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是各学科向前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促进各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情报研究的发展也不例外。但是，在情报研究实践不断发展的同时，情报研究自身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实践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如果只满足于和停留在实践经验的层次上，不使之进一步升华为系统的理论，不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必特影响情报研究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注意研究和构筑情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是当前应当加以重视的问题之一。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应当从明确情报研究的任务着手，从解决研究任务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取相应的研究方法，逐步构筑方法体系的框架。 在构筑情报研究方法体系的过程中，要把发展定量研究方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在情报研究中实现较高程度的定量化，才能进一步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质量，更好地为科学决策服务。当然，我们强调发展定量研究方法，决不是忽视了定性方法在情报研究中的作用，因为方法毕竟是手段，不是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要根据待解决的问题的性质而定，以能够最有效地解决向题为原则。另外，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其长处和局限性。因此，不能离开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评论选两类方法的孰优孰劣，以致厚此薄彼。实践表明，在完成一项情报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往往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精确化和具体化，两者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定量分析为情报研究提供数量依据，侧重于数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定性分析把握情报研究的重心和方向，侧重于物理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意义的阐述。 为了提高情报研究工作的质量，我们提倡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指导定量分析，以定量分析辅助定性分析。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统计工作还不完善，数据的来源尚不充分，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还存在不少困难，分析结果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不精确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要同时并重，不可偏废，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或厚此薄彼。 

系统结构  一个系统，是由处于不同层次的子系统，通过功能的联系和信息的联系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整体功能的实现，是由系统的结构来决定的。因此，西方情报专家认为， 一个国家取得知识和情报的能力以及传递和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经常被认为是由一个国家的情报基础结构所决定的。由此可见，建立合理的系统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与行政管理系统的结构具有一致性，也就是在机构布局设置上与行政同构。已有研究指出，当前科技情报系统的这种与行政同构的基础结构存在两方面的弊病：一是这种行政依附的结果牺牲了按情报工作自身规律的优化结构的追求，造成部门分割，各子系统(部门和地方)之问既缺乏功能上的联系，又缺乏信息上的沟通，二是这种与行政同构导致情报机构在功能上的同化，造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一种“个体综合，总体单一”的情报服务模式。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说，各部门、各地方的不同层次的科技情报机构，只是业务上的同行，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层次结构关系。尽管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管理情报工作的职能机构（情报司、处等)，可是仅靠只具有软约束力的情报政策与方针，并不能起到宏观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各个情报机构的自由度很大，可以自行其是。显然，它们的行动不可能满足情报系统的功能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情报系统的整体目标。情报研究系统是科技情报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据估计，目前我国情报研究系统已经拥有一支近万人专业齐全的、具有相当素质的研究队伍，而且长期以来的研究实践证明，这支队伍具备了承担重大研究课题的能力，并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缺乏功能上和信息上的联系，又没有从总体上进行宏观调节的杠杆，因此，不仅难以组织各部门、各地方的多种专业力量的联合作战，充分发挥情报研究系统的整体优势，而且也难以解决互不通气、各自为战、大量研究项目低水平重复的弊端。从当前我国体制改革的形势来看，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情报职能机构的宏观协调是必要的。例如：争取建立国家、部门、地方层次的情报研究项目计划，安排一定数量的研究经费，利用经济调节杠杆来组织情报系统的研究力量去完成一些重大的研究谋题。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发挥情报研究系统的整体优势，又可以从宏观上对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向起引导的作用。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情报研究系统也必须顺应改革大趋势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探索更适合发展需要的情报研究体系结构。

质量管理 情报研究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社会分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活动。情报研究工作能不能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取得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就在于情报研究部门能不能不断地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情报研究如同一切科学研究活动一样，必须有创造性思维，决不能停留在对已有的情报的简单的整序与归纳的层次上。因此，情报研究工作必须依照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另外，情报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有关资料与数据的占有程度和分析研究的深度。因此，有条件的单位应当逐步建立情报研究专用的数值型和事实型数据库，以利于研究效率的提高和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研究工作中，要大力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处理，以改变目前这方面的落后状况，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80年代以来，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情报研究成果的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近两三年几乎没有进人国家级奖励的情报研究成果。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情报研究成果的质量已经出现滑坡的现象。以专题综述来说，相当数量的专题综述都只参考了数量极为有限的文献，有的甚至不是一次文献，更不用说核心文献了。在选样的基础上完成的专题综述，其参考价值如何是可以想见的。

交流与合作 近几年来，部门和地方的情报研究机构每年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报告，由于缺乏交流渠道，仅靠这些单位通过自己的极为有限的手段去介绍本单位的研究成果，很难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利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研究课题的重复，造成人力、经费和时间的浪费。例如，当前各地方情报所都在以当地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为中心开展情报研究，据不完全的统计，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课题出现课题类型的重复和内容相关性的重复。要解决这一问题，各部委、各省市的情报管理职能机构必须加强对情报研究工作的宏观管理。例如：制订和完善全国情报研究成果的登记、评审、奖励、交流和出版的管理办法；建立我国情报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编印全国情报研究成果公报；出版国家级情报研究系列报告；建立全国情报研究成果(包括进行中的研究项目)数据库，等等。

当前，情报研究工作日益从科技向经济、社会领域延伸，研究课题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决定了情报研究工作模式必须从专职情报研究向社会化情报研究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大力促进情报系统内部的合作研究以外，还应当发展专职情报研究人员与科技、经济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研究。这是确保多出成果、提高质量的有效措施。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各成员单位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和有利条件，在情报资源、研究人才、研究手段等方面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发挥群体优势。要推动情报研究机构之间、情报研究机构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关键是解决研究经费来源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情报研究经费还是要由多渠道解决。侧如，争取情报研究经费要在情报经费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向政府部门、基金会申请研究项目，以开辟经费来源；打开为企业服务的路子，从企业部门获得经费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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