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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的“三元”与古代中国的“三才”

已有 4824 次阅读 2009-4-17 07:30 |个人分类:阅读笔记|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古代印度的“三元”与古代中国的“三才”

武夷山

 

已有2500年历史的古印度哲学Samkhya-Patanjala(数论派-帕坦伽利)认为,世界由“三元”组成:SattavaRajasTamas,即intelligence-stuff,  energy-stuffmatter-stuff

出处:Saroj Ghose From Hands-on to Minds-on, in Svante Lindqvist (ed.), Museum of Modern Science,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USA, 2000, 117-128

博主:这三元,姑且译为智慧物、能量物与材料物吧。众所周知,现代文明社会的三大支柱是信息、能源与材料,这三者与“三元”有几乎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古印度人的认识水平,实在令人叹服。事实上,将intelligence (中文译为情报或智能,intelligenceinformation相比, 至少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了)与能量、材料并列,比起将信息与能源、材料并列,明显要高出一筹。

中国古人早就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我想稍微“牵强”(也许不那么牵强)地类比一下:“天”可以与能量对应,因为我们人类利用的能量的最终来源是天上的太阳;“地”可以与材料相应,因为迄今我们利用的所有材料的最终来源是地球(未来若可从其他星球获取材料了,则另当别论);“人”当然可以与智慧对应,因为人是毫无争议的智慧物种。

我的问题是:古人为什么往往能直接切入事物的本质?而自以为聪明的现代人做了多少科学试验,花了多少研究经费,“改造世界”甚至破坏世界(如原子弹)的水平大大提高,“认识世界”的水平却未见得超拔于古人之上。何以如此,值得深思。现代科学迄今破解不了经络的奥秘,只不过是一个小例子。

以上我是“歪解”三才,正解三才的文章,可见以下这一篇。出处:(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gyyxsxct.htm

 

《易》言三才之道——郭雍易学思想初探

孙劲松

内容提要:郭雍为宋代易学家,是程颐再传弟子,承义理解易之风,为程门支流。著有《郭氏传家易说》,该书指出“《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也。” 他认为,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平等的;

在《周易》的起源上,郭雍坚持四圣同揆说,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在本体论层面,郭雍提出“道兼统三才”的观点,将太极、大衍视为和“道”等同的概念。在“卦”与“三才”的关系方面,郭雍作了多层面的解析,①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②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③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④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

关键词:郭雍 《郭氏传家易说》 三才之道 天地人

郭雍,字子和,号白云,洛阳人。出生于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南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去世,卒年八十四岁。宋孝宗闻其贤,曾赐号冲晦处士,又封颐正先生。其父郭忠孝,字立之,号兼山,为程颐的门人。著有《兼山易解》《中庸解》,曾任河东路提举、军器少监等职,因主张抗金,反对议和而被贬抑,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战死于永兴,追赠为太中大夫。

郭雍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向南宋过渡的动荡时期。《宋元学案.兼山学案》云:“兼山以将家子,知慕程门,卒死王事,白云高蹈终身。”面对国破家亡的战乱局面,郭雍退居山林,隐于峡州(今湖北宜昌东南),游浪于长阳山谷间。以平生之力精研易学及医学,成为当时有名的易学家、医学家。主要著作有《郭氏传家易说》《伤寒补亡论》《蓍卦辨经》等。在医学上,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论》,叹其亡佚,作《补亡论》以全其义;在易学方面,承伊川义理解易之风,为程门支流。《四库全书提要》指出:“而其平生自处,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谓无愧于立言者已。”

郭雍的易学代表作《郭氏传家易说》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郭氏传家易说.自序》(下引该书一般只注章节)云:“先人受业伊川先生,二十余年。雍始生之时,横渠、明道久已谢世,甫四岁而伊川殁,独闻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学所行,所以教授,多见于《易》。……雍不孝无闻,甘与草木同腐久已,重念先人之学,殆将泯绝,先生之道,亦因以熄……于是潜稽易象,以述旧闻,用于传家。”郭雍从其父学,推崇二程而又自成一家。《四库全书提要》云:“雍是书,虽云被本其父说,而实多出于自得。” 朱熹晚出郭雍二十余年,二人在学术上有所交往,在蓍卦方法上,朱熹持“挂扌力法”与郭雍的“过揲法”进行了往复辩论。朱熹评价《郭氏传家易说》云:“今观雍书,大抵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

《宋史.郭雍传》述前人评价郭氏易学的主旨是:“《易》贯通三才,包括万理。” “三才”一词,首见于《易传》,在《系辞》《说卦》中有多处论述。郭雍把握住《易传》的这一重要概念,将“三才之道”贯穿于其易学诠释的始终。他认为“《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也。”(《释屯卦》)本文就郭雍的“三才”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三才” 的内部结构

郭雍认为,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三才中“人”的概念包括人、鬼、神、万物,《释系辞上》云:“故人鬼之象,与卦一也。”“人与万物皆一也。”在“人、鬼、神、万物”这一类属之中,圣人居于特殊的位置,圣人于天地合其德,而万物依附于圣人。《释序卦》曰:“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圣人之道,周万物而济天下,则万物复附于圣人,与天地相似,是以万物盈天地,圣人之道,亦盈天地。物尽则圣人之道尽,孟子所谓塞乎天地之间者也。”

郭雍还指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总论》云:“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广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画皆无差殊。要其至也,混而为一,复于太极。”三才没有大小高下之分,天、地、人三者混融而归于“太极”本体。

在文王重卦之后,三才各具阴阳之位。《释说卦》云:“阴阳者,天之二道也;柔刚者,地之二道也;仁义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谓‘三才而两之’也。《易》能兼三才,则皆兼其两之之道,此易之画所以六而后成卦也。”在这里,三才是并列的关系,和于阴阳而成六位。

郭忠孝的三才观与其子大相径庭,明显受邵雍象数易学的影响。他认为,“盖天施复于子,地化纽于丑,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子为天正,丑为地正,寅为人正,自子自寅,三阳生而三才之道备。”(《景旧抄本兼山易解》卷上)郭雍虽自言本于父说、以述旧闻,但他对象数之学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释系辞上》云:“世之言易数者,皆出于纬书、星历、灾异之学,六位阴阳末技,非圣人之道也。”郭雍的三才观基本上是围绕着义理进行阐释的,而其父之三才观却本于象数。由此也可以看出,郭雍易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二 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

自汉唐以来,经班固、孔颖达等人的考订,包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的四圣作《易》说,几成定论。但四圣作《易》之旨是否同揆,宋易诸家各有见解。图书派的代表人物邵雍认为,包羲之《易》为先天《易》,文王之《易》为后天《易》,四圣作《易》各有其旨。程颐及张载以义理解《易》,将《易经》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释《易》之中没有对四圣做出区分。在宋易义理一派中,明确论述四圣同揆说的,当属程门再传弟子郭雍。

郭雍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在《郭氏传家易说.总论》中,其言道:

“包羲肇三才之微,独画天卦,方知三才为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后,天地上下二卦即具,而后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后大衍之法立,此圣人作《易》之序也。何谓‘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虽备三才,而六画之后,圣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万事,故舍天地而独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辞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载。而周公之礼乐法度,粲然具备者,尽人道也。此圣人著六爻之义也。系辞曰:‘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此后世圣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说也。是则画而后可重,重而后有九六,有九六而后有六位,有六位而后可《系辞》《彖》《象》《文言》。故方画重九六之际,皆统明三才及六位,《系辞》《彖》《象》之后,一以人道为主,人道至此而后明矣,此四圣成始成终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画卦之时,爻具于画,不复重见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系以辞焉,《易》于是始备矣!而明其道,传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圣人画之,一圣人重之,一圣人列于爻,一圣人垂其教,则道无余蕴矣!使包羲重之,非包羲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圣人随时之义,盖不然矣!故自太极之始,包羲象三才之道,文王尽三才之义,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随时之义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犹文王之于包羲也,周公特终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尤称三圣者,以此。”

郭雍认为,四圣作《易》,一脉相承。由包羲到孔子,《易》之理越来越复杂的原因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他指出,只有天地是万古不易之定体,而人则生生无穷,自简至繁是人事必然之理。四圣人作《易》都是因“时”明道,非其私意杜撰。《释系辞上》曰:“《易》之道,故不系于有书无书,而无书则“易”不可见,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圣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从包羲开始,其画八卦的就是天命使然,《总论》云:“乾坤六子,包羲所不能加损益也,天以示之,因以明之耳。”文王作《易》也是如此,《释说卦》曰:“然则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盖出于三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者。” 《释系辞下》又言道:“文王所作者《易》之书,非文王所作者,《易》之道。”周公系爻辞,孔子明道而传教,都是圣人“与时偕行”的结果。因此郭氏指出:“使包羲重之,非包羲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圣人随时之义,盖不然矣!”

四圣随时之义在于变易以从道,而其变化的轴心则是“三才之道”。从横向来看,四圣之说都含有“三才之道”。郭雍认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分别象三才之道、尽三才之义、列三才之事、著三才之教。就包羲八卦而言,其本身包含有三才。《总论》云:“故包羲氏始画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画于上;地道主载,故画于下;人道财成辅相,故画于中。于是自任以财成辅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羲画卦之道也。”八卦中的上中下三画,分别代表了天、人、地。包羲八卦虽具三才,但其处于三画相混、三才未分之际,卦之天地尚未判明。在文王将八卦相重,“然后天地判而有九六。”(《总论》)这就是《系辞下传》所说的 “兼三才而两之”。对于九、六,郭雍的解释是天之生数一、三、五之和为九,地之生数二、四之和为六,天地本于乾坤,故乾称九、坤称六。而孔子首先对“三才之道”进行归纳总结,《释说卦》云:“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羲之道也;言阴阳、刚柔、仁义,言文王之道也。包羲立其始,文王成其终,孔子明其终始,三圣人实出于一心,是为同道,故其书同。一圣人不作,则斯道不明,后世不复有闻矣!”

从历史发生的过程看,包羲画卦明天道;文王明地道、人道,周公、孔子皆发明人道,但天地人三才又互相包涵。《总论》云:“包羲肇三才之微,独画天卦。”“上古时天道胜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羲氏始画八卦。”文王重卦以后,卦具备了天地上下二体,有天地之后,人道行乎其中,是以文王明地道、人道。在《总论》中,郭雍指出,“包羲之画,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为乾而地道存焉;三偶为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偶,终不可已成卦也。得与人者,知太极生天生地。天地生人,有天而无地,人无得而生也。故以包羲之画,在上为天,文王之重,在下为地。天地设位,而后圣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气,地有形,人得天之气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两之,然后圣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意也。” 而周公列于爻、孔子垂其教,都是以“道在成能” 之意用于天下万事,以发明人道。

朱熹也认为《易》为四圣人所作。在《朱子七经语类.易十二》中,朱熹回答学生有关张载“贞胜之说”的问题时,指出张子之说虽然不是经典原意,但只要自成其说就有价值。由此他引申论述了周、孔作《易》的差别。 “大凡看经解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从这段语录看,朱熹认为,四圣作《易》各有特色,不可“必欲牵合作一意”,我们似乎可以由此认为朱熹是主张四圣各有其旨的。但在《朱子诸子语类.释通书》中,朱熹又在另一个层面作了论述。有学生问朱熹,“伏羲始画,而其蕴亦以发现于此否?”朱熹指出:“谓之已具于此则可,谓之已发现于此则不可。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坤四德,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画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也认为四圣之意是一以贯之的,但四圣作《易》是“和而不同”。后世圣人之所以言伏羲之未言,是因为人类社会在由“世质民淳”向“民伪日滋”发展变化,圣人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易学理论,只有“随时变易”才能“从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在《周易本义.述旨》言道:“恭惟三古,四圣一心。”

郭雍和朱熹都赞同《易》是在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四圣人随时取义的结果;对于圣人之意,郭氏也主张和而不同,他认为“自古圣贤,虽各有得,而未尝同”。但朱熹更着重挖掘从卜筮向义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四圣之《易》各自的特色;郭雍则强调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

三 道兼统三才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易传》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文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似乎各有所指但又难言其分别所在。“道”“易”“太极”“大衍”是《易传》中的几个可以被理解为本体的词语,由于《易传》特殊的形成过程和文理结构,给易学史上诸家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道”本体说、“易”本体说、“太极”本体说、“无极”本体说……众说纷呈。

郭雍抓住《周易》“贯通三才之道”这一释《易》主旨,将 “太极”、“大衍”解释为与“道”同一层次的概念,都为宇宙的根本,它们全都统于“三才之道”。他以“三才”为枢纽,提出“道兼统三才”的本体衍化观。

《释系辞上》云:“盖惟道兼统三才,三才不过二象,阴阳是也。天地人皆具阴阳,故六,是之谓一阴一阳之道也。”郭氏还指出“太极”和“道”是相等的概念。《释系辞上》云:“太极者,三才未分之名,统三才之道者也。两仪犹曰二象也,谓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为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阴阳老少之象。”一般认为,“大衍”之“大” 为“广大”之意,“衍”为“演绎”之意,“大衍”表广为演绎之意,但郭雍认为“大衍”也是和“太极”“道”相等的宇宙本体,并对大衍数的演化过程和两仪四象作了类比。《释系辞上》云:“大衍,太极也;分而为二,两仪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后太极分而为三才,两仪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吉凶以定,而大业生焉。” 在本体衍化论方面,三才、两仪、二象、一阴一阳及大衍数中的“分而为二”都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但郭氏突出了“三才”之一概念。依此类推,他还将“四象”等同于“阴阳老少”及大衍数的“揲之以四”,在“道”的衍化中列为同一个层次。

郭雍认为,“易” 是圣人明道载道之书,不具备本体论上的意义。 “易”有变通可用之意,“易者用也,用之之书也。”(《总论》)道亘古长存,而书产生于圣人明道之时,《总论》云:“论其道,则未始系于圣人及书之有无;惟圣人忧患之深,恐不复闻也,故明其道而载之于此。”在文王重卦之后,“易”之名及书方出现,到此时才称“道”为“《易》之道”。

经过郭雍的解释,以“三才”为枢纽,将道、太极、大衍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宇宙本体及衍化论思想体系。

郭雍还以“三才之道”为标准,区分了“大全之道”和“非大全之道”。他认为,只有一阴一阳之道、三才之道才能表达“大全之道”,《释系辞上》云:“《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圣贤之异,道尽于斯矣!” 在这里,“三才之道”中的“三才”应是抽象、超形象的概念,并不是具体的天、地、人。天得之、地得之、人得之的“道”,已经不是“大全之道”了。

而“非大全之道”,是道在具体的“器”“物”的层次的体现,《释系辞上》云:“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而下。形而上者,杳然而难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见。”根据这一思想,郭雍认为,相对于“道”而言,乾坤天地人都属于形而下的“物”,《释乾卦》云:“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 在《释系辞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三才之内,无非物,乾坤虽非天地万物,以类言之,亦阴物阳物也。”既然乾、坤、天、地、人,都属于“物”的层次,那么它们都只能是道在具体层面的体现者,不能表达“道之大全”。郭氏提出“凡日用而顺成者皆道”(《释系辞上》),道体现在百姓日用之中,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中之“道”,当为“非大全之道”。他还以“仁”“知(智)”两个概念为例进行了论证,《释系辞上》云:“仁者见其仁而得之,谓道为仁;知者见其知而得之,谓道为知。故自古圣贤,虽各有得,而未尝同者,其性之所成异故也。然谓仁知非道,则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

“性命”也是《易传》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后经思孟学派发扬,成为儒学的基本概念。郭雍又将“三才”思想贯穿到对性命之理的解释中。他认为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释说卦》曰:“易之为书,所以能置于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故也。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也。性命本一,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君子不谓性命,因天地人而言之,则天道之谓命,人道之谓性。”郭雍称性命之理为“天地人之道”而不称为“三才之道”,是因为性命之理只能涵盖“道”的一个方面,是“道”在具体层面的体现而非“大全之道”。

四 “卦”与“三才”的关系

“卦”与“三才”的关系是《郭氏传家易说》论述的重点,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两者的关系具有很多个层面。

其一 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

郭雍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中,乾尽天道,坤尽地道,其余六十二卦共为人道。在《释屯卦》中,其指出:“《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虽均为三才,独人道杂而多端,无天地之纯全。故纯刚为乾,而尽天道;纯柔为坤,而尽地道,至于人事不齐,一卦不足以尽之,故自屯至未济,共为人道,以配乾坤。” 在《释序卦》中又言:“乾坤为天地,惟人事不齐,故自屯以往,皆为人道,然后可配乾坤,以见乾坤之大,非诸卦比也。”

其二 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

在《总论》中,郭雍指出:“《易》之为书,其道其辞,皆由象出。”郭雍从“象”入手,从理、象两个角度说明乾坤尽天地之道,但不止于天地;六十二卦明人道,但也含有天地人三才。《释系辞上》云:“是以一卦之中,皆备三才之象。”

《释乾卦》曰:“说卦曰:‘乾为天。’故世之说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为体,乾为用。夫以乾止于天,则乾象当一画,不当有人道地道而备三才也。” 既然乾卦也有六位,就必然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中属“阳”的物都为“乾”之象。对此,郭氏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孔子曰:‘乾,阳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是以三才阳物,皆乾之道。故《说卦》曰:‘乾为天’,在天之乾也;‘为圆’,在象之乾也;‘为君、为父’,在人之乾也;‘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马、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备三才万物之象,而三才万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独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释乾卦》)

乾、坤之外的六十二卦,虽说是明人道,但各卦之理亦通于天地之道。郭雍提出“圣人明人道本于天地”,《释节卦》云:“《易》卦虽以人事为主,亦未有不本于天地而来者。盖上下二体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圣人明人道本于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变、或取二体三才,其称天地,亦非一道也。”文王、周、孔作《易》,都是以人道为主。但圣人随时取义,皆本于天地。《易》贯通三才,每一卦并非天道、地道、人道一方面所能囊括。其三才本为一理,天地人三才是相互交融的,天道含天、地、人,地道含天、地、人,人道亦含天、地、人。

《郭氏传家易说》在解释同人、豫等卦之中,详细论述了一卦之中皆备三才的思想。《释同人卦》云:“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则三才无不同。圣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圣人虽行人道,而其道未尝不同天者,盖有同人则同天矣,人道以同人为大故也。”《释豫卦》云:“贯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论其时,则建侯行师,论其义,则天地如之。不亦大乎!” 在《释节卦》之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人知过盛之可节,而不知天地非节亦不能有成,是非独人事而已。故圣人因明天地节而四时成,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伤财、不害民也。天地节者,刚之节柔,柔之节刚也。刚节柔,犹冬之有春;柔节刚,犹夏之有秋。不然,则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时乎?”

在注释《杂卦》“否泰反其类也”一句时,郭雍从对“类”字的解释引发一卦三才的思想。“否泰反类,而相驯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复反其类。类谓阴阳之类,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类,得君子则倾也;泰反其类,得小人则乱也,在人道言之,则曰君子小人治乱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类’也。”

其三 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

就卦象而言,一卦之中亦具有天地人三才,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释系辞上》 云:“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在同章中,又言道:“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气而生,虽有参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体也。”郭氏指出,文王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上体代表“天”,下体代表“地”,而“人”是由天地精气而产生的,于卦中无体,具人位者为“爻”。在《释系辞下》中,郭氏又突出了“圣人”在三才中的地位,“天地设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惟圣人成其能,以备三才之道。此所以参天地而赞化育也。”其意指天地虽然在卦中有体,但只有圣人才能够成其用,由此具备三才之道。

关于“爻具人位”,《总论》云:“一卦之象,虽备三才,而六画之后,圣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万事,故舍天地而独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辞皆人事。” 在《释噬嗑卦》中,郭雍从分析王弼、程颐的初、上之位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自己的六爻皆位的观点,“伊川曰:‘初,最下;上,过尊位,皆无位也。…王弼谓无阴阳之位,非也。’雍曰:观辅嗣《传》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谓无阴阳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阴阳定位故也。《易》之于爻,以二、三、四、五为人道之著,初、上虽为始终,然亦居六画之内,安得谓之无阴阳之位?若谓非有用事之象,则可也。”郭雍认为二、三、四、五爻为人道之著,初、上两爻也是“人位” ,只是未必有用事之象。

其四 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

《系辞》有言:“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郭氏释云:“六爻之动,动则变,所以象三极变化之道也。既象退进,又象三极者,进退特人事而,由卦全体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岂独人事而已哉?”在《释系辞下》中,郭雍又论述道:“六画非他也,兼三才而两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变动,因其变动而别言之,故为爻,此言六位之辨也。” 《释说卦》云:“阴阳者,天之二道也;柔刚者,地之二道也;仁义者,人之二道也。”郭氏认为,六爻之动,不仅仅表示人事,也具备天地人三才之道。从一卦而言,六爻皆为人事,但六爻的变动,也象征着三才之道,代表天、地、人三才的阴阳、刚柔、仁义都通过爻的变动得以体现。

《郭氏传家易说》中说有关的“卦”与“三才”的关系列表如下:

三才

卦(爻)

备注

(引郭氏有关论述)

八卦之象

上爻

下爻

中 爻

包羲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画而成一卦。(《总论》)

六十四卦

乾卦

坤卦

六十二卦

故纯刚为乾,而尽天道;纯柔为坤,而尽地道,至于人事不齐,一卦不足以尽之,故自屯至未济,共为人道,以配乾坤。(《释屯卦》)

一卦三才(以乾为例)

在天之乾

在地之乾

在 人 之 乾

“乾为天”,在天之乾也;“为圆”,在象之乾也;“为君、为父”,在人之乾也;“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马、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释乾卦》)

卦象

上体

下体

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故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释系辞上》)

阴阳

刚柔

仁 义

阴阳者,天之二道也;柔刚者,地之二道也;仁义者,人之二道也。(《释说卦》)

六画非他也,兼三才而两之之道也(《释系辞下》)

以上仅就《郭氏传家易说》中的“三才”思想作了初步的梳理,限于学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郭雍的易学思想尚有许多可挖掘之处。在占筮方面,其著有《蓍卦辨经》,朱熹为反驳其所主张的“过揲法”,著有《蓍卦考误》,这一辩论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清代李光地所编撰的《周易折中》有详细的引述,并认为两人的观点都有折中可取之处。在《易》理方面,郭雍以儒家正统自居,在释《易》中强调“以经解经”,用儒家诸经典和《周易》相互引证,互为发明,特别注重《易》与《中庸》的相互阐发。其友人曾伋在为《郭氏传家易说》所作的“跋”中指出:“其道则子思孟柯,一出于诚。广而充之,求为圣贤,皆有益于德也。举而措之事业,可以迪哲爽邦。则清静简易,悉本诸人情。”郭雍还在批判汉易及王弼易学的基础上提出“《易》之为书,以象为本”的观点。笔者将进一步加以研读,撰写心得,求教于方家。

主要参考书目:

1、郭雍 《郭氏传家易说》,《图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193512

2、郭忠孝 《景旧抄本兼山易解》,《大易类聚初集》第六种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年影印旧抄本

3、程颢 程颐 《二程集》第三卷 中华书局 19817

4、朱熹 《朱子七经语类》《朱子诸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5月影印

5、肖汉明 《船山易学研究》 华夏出版社 19871

6、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第二卷 华夏出版社 19951

(如有杂志愿意接受本文,或提出批评意见,请发信至jingsongsu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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