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人性观 （外二则）

武夷山

 

李约瑟的人性观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了《李约瑟文录》，其中包括李约瑟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怀疑论者的转变”。文章说，“大约1917年（博主：此时李约瑟17岁），同父亲多次散步谈心时，我总是说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话，反对他那种对人的本性无可救药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是非常符合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想保持所拥有的势力和特权的阶级的。（30页）

我在博文“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4243）中说：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Herbert I. Schiller（1919－2000）1973年在《心智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一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反之亦然。

看来，李约瑟的人性观属于我所谓的“建构式的人性观”。我甚至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后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有那么强烈持久的兴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占主导地位不无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

香港诗人黄灿然在2005年第4期《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苏珊. 桑塔格与中国知识分子”。文中有一句话：“桑塔格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概括得妙啊！

在严厉的环境下（如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多数知识分子首先选择自保，这很正常。但我觉得，黄灿然所对比的这两种迥然相反的选择，不仅与个体的理性选择有关，还与文化传统的濡染有关。2005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郑家栋题为《作为历史陈述的“宗教”》说：“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合理地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合理地统治世界”。这个对比也相当准确。中国文化强调的“和”，与“顺”（适应）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张中行老先生有著作曰《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便是一个注脚。注重“顺”，虽则有利于生态维护，但不利于社会制度的改良改革。

 

刘仲林对儒家说法的新解

中国科技大学刘仲林教授长期从事创造学研究，卓然有成。他在《中国创造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中，对儒家的一些说法给予有意思的新解释：

“仁”和“礼”的新解：仁的最高本质是创造，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爱，特别是对创造人才的爱来体现。仁的最高本质是创造，它也通过礼，即鼓励创造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等体现出来。这就是今天的克己复礼。

“忠恕”新解；坚定自己的创造信念，为忠；宽容他人的创造性为，为恕。

博主：这样的新翻杨柳枝，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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