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接受某杂志的一次事实核查想到的

武夷山

    发达国家有些杂志在发稿前有一个Fact Check Query（事实核查质询）。我2013年间接受了美国科学文化杂志Nautilus（鹦鹉螺）的采访（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241067.html）。该杂志在发稿前，向我发来了事实核查质询邮件，提了5个问题。我将邮件问答附在下面。

1)  Your name is Wu Yishan? 

Yes.

2)  You are deputy director of ISTIC?

Yes.

3)  Is it true that the space of a high impact factor journal is a scarce resource?

It is a scarce resource, especially so in China.

4)  It can prove y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competitors, if you land some space in a high impact factor journal.  True?

True, but it is not my view. Lutz Bornmann and Wiener Marx published a paper in Issue 10, 2012 of JASIST. They think in this paper that both the space in a high IF journal and the research funds available are scarce resource, so scientific success lies, partly, in obtaining such resources through fair competition. 

5)  Project funds, which are also a scarce resource, should also be given to people with this advantage.  True?

Not that the funds should be given to them, but that any competitive funds, such as those administrated by NSF or NIH, are naturally granted to those applicants who prove their success potential in conduct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rough their past track-record and their current research design in the proposals.

    促使我回顾这一段往事的原因是，最近在微信上读到了2009年发表于《南方周末》的一篇老文章，全文如下（https://view.news.qq.com/a/20121221/000005.htm）：

 钱钢：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

2009年07月09日

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本周一，我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Fact Check”（事实核查），颇感新奇。

一个月前，我曾接受《纽约客》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做一篇人物特写，主人公是我的朋友，北京一家著名杂志的女主编。周一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要向我核查。

对曾采访我的记者，我印象很好。他富有采访经验，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然而这位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似更谨严。她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我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而得到我认同的某观点，等等。

接电话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转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我说过，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曾是我们这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女士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读的书。我还曾对记者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很自然地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我向核查员解释了“声音清脆”和“说话大声”的细微区别）；“先闻其声”还包括女主编当年脚穿高跟鞋的走路声——这也没有逃过核查员的眼睛：“你说过她爱穿高跟鞋，对吗？”我忙解释，那是十来年前的事！现在，谁还……电话那边这时传来轻松的笑声：“是啊，现在连年轻人也不爱穿了，太老土了。”

我接受“核查”约半个小时。想到我只是众多被采访者之一，对那位核查员女士的勤勉不禁感叹。放下电话，我即向专家求教，并上网搜索。原来，美国传媒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百年前的普利策时代。《纽约客》杂志专设一个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 department），聘请富有经验的人担任事实核查员。这是很有前途的职位，据说担任过事实核查员的人，被媒体聘为总编辑的几率很高。

核查员有其独立性，和被核查的记者无个人瓜葛，核查规矩很严。港大陈婉莹教授，曾在美国作为记者接受过事实核查。她给《村声》周报写稿，交稿时，同时交出所有被采访者的联络方式。核查员向他们逐一去电，文章的内容，包括所引用的被采访者的每句话，被细细核查。《纽约客》等杂志还要求记者交出采访录音。这无疑意味着很高的工作成本，所以“只在一些顶级媒体实行”，陈婉莹说，“太贵了。”

对美国传媒素有研究的展江教授告诉我，这10年来，严格实行这一制度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少。难怪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普利策先生当年“准确！准确！准确！”的名言，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似乎已是飘逝的远烟。是的，愿意投重兵重金去做长线调查报道，并严格核查事实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如今，报得快似乎比报得对更加重要。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先生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认为，网络的崛起必然导致经典新闻理念的坍塌。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后，腾讯网“召集”济南网友提供目击证言，短短数小时，大量准确的事实公之于众，速度和力度均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华南虎”事件，广大网民群起核查事实，最终戳穿谎言。更别忘了，还有个人博客，不畏艰辛担当了事实核查使命。

但毋庸讳言，相反的例证也很多。许多网上的“事实”让人莫辨真伪。虽说网络自有纠错功能，但无情的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的“事实”，多半成了最终的“事实”，无法修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朋友热衷谈论传统媒体的衰落和解体，以浪漫的言辞描述新媒体带来的“革命”，但是对传统媒体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价值和操守，却似有意无意地轻视。在融合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还需不需要从事调查报道的一整套技术和规范？在大学新闻专业，我们如何教育学生？当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将到网络去打拼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课，还要继续讲《大公报》、讲范长江、讲“水门事件”调查吗？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传统课程，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但，如何更新？

新闻的本初命题——“提供准确事实”，正面临强劲挑战。新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如何进行“Fact check”(事实核查)，应该不是一个迂腐的提问。

   在读《南方周末》这篇老文章之前，我脑中并没有“事实核查”这个明确概念，但我多年来在担任期刊主编或副主编的过程中，自发地觉得事实核查很重要。下面举一个例子。

   《中国软科学》曾收到一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来稿，貌似质量不错，审稿专家建议发表。稿子到我手上后，我的直觉提醒我：来稿的数据恐怕有问题。我就请编辑部的同志通知作者，要求他们在填好的原始问卷中随便抽一批出来，尽快给它们拍照并将照片发过来。等我看到对方发来的这些照片后，立刻可以判断来稿中的数据是编造的。为什么呢？由于他们手头根本没有什么填好的问卷，只好现编现填。这可不是件容易事。该问卷不要求填写者署名，但要求填写者给出工作单位。短时间内谁能编出那么多单位的名称？于是，照片中的调查对象所在单位栏多次出现“XX省XX县”。请问填表者会将XX县填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吗？另外，由于时间仓促，对方找不到很多人来填写假问卷。我很容易地辨识出，不同问卷的笔迹高度雷同（字还写得不错，呵呵！），显然是同一人或同样几个人填写了很多份。我当即决定，此文退稿。

    对每一篇稿子都搞事实核查确实成本太高，但抽查式地做一做事实核查极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