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童谣传唱八百年

北京晚报 | 2020年10月28日

清末外国人编写的《孺子歌图》封面及内页

　　▌张世强

　　近日，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再版的《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面世，它通过图片、文字以及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将北京童谣制作成有声资料，让很多老北京熟知的童谣再次响起。

　　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中，童谣是孩童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脍炙人口的童谣《水牛儿》就这样唱（不同地区版本不一样）：“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来烧羊肉，你不吃，你不喝，就让老猫叼去喽。”

　　不能小看这些童谣，北京童谣最早见诸史料，始于金代，它们口口相传，历经数百年，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独特视角见证了八百多年北京城的岁月沧桑，对于研究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童谣常见于民间，但收集整理难。在北京童谣八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明代有中国学者搜集整理，但没有专著推出。清代“百本堂”“别梦堂”的儿童童谣抄本《北京儿歌》收有儿歌74首，许多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童谣已经收录其中，但数量并不多。

　　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列和荷兰籍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分别推出《北京歌谣》《孺子歌图》中英文双语北京童谣专著图书，使北京童谣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直到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这两本童谣书籍依然有着极大影响。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开始了收集歌谣的运动，为包括北京童谣在内的中国歌谣留下珍贵史料。

　　2008年，北京童谣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经过北京市民间文学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面世，系统收录了1900年至2004年的北京歌谣，这也为如今童谣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封面图 徐进 绘

　　八百年前北京童谣唱什么

　　童谣，在古代也被称为“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等，这里面“孺子”“小儿”都指的是儿童。由此可见，童谣的主人是儿童。虽未必创自于儿童，但必出自儿童之口。

　　童谣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历朝官修正史，以及杂记、笔记、小说等资料中，都不乏童谣的记录。童谣的类别多种多样，有哄逗、游戏、谜语、绕口令、民俗、时令、时政等，内容丰富。

　　不过，综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才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早期童谣反映“政治”的内容就更多。《北京童谣200首》专辑中，有一首泰和年间的童谣，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它也是这套专辑中年代最早的一首童谣。

　　这首童谣是这样唱的：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

　　这首童谣出自《金史·五行志》，原题为“泰和八年童谣”，泰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三个年号，泰和八年即为1208年。这首童谣有“预言”作用。易水在今河北易县，汴水离开封不远，童谣中用易水、汴水来表明北京（金朝）和开封（宋朝）这两个地方。“百年易过又休休”，说的是北宋历经百年，结束了统治，而金朝自建国到迁都开封也已历经百年，衰败之势已成，不久就要重蹈北宋覆辙。果然，二十多年后开封陷落（1234年），金朝被蒙古人灭掉。

　　到了元代，北京童谣同样是反映时政的居多，其中有一首叫《乌鸦叫叫》的童谣，流行于元大都，说的就是元代统治的腐朽。童谣是这样唱的：乌鸦叫叫，皂隶笑笑，倾家荡产，不够七十二项包银款。

　　皂隶是指穿黑衣服的衙门官吏，包银款泛指苛捐杂税。童谣前两句渲染出一个阴森可怖的气氛，那些身穿黑衣的衙吏如乌鸦般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不怀好意的狂笑与乌鸦的叫唤混成一片，陡然使原本晦暗的天空又蒙上一层阴霾。

　　《北风吹上天》这首童谣中的“政治隐喻”就更多了：烟，烟，北风吹上天，团团旋，窝里乱，北风来，吹便散。

　　这首童谣出自清朝孙之騄（lù）编撰的《二申野录》。《二申野录》采录明朝灾异之事，间及朝政得失，始于洪武元年戊申（1368年），终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故以“二申”为名。这首童谣原题为《燕王未起兵时童谣》。

　　“烟，烟，北风吹上天。”以“烟”谐音“燕”，代表燕王朱棣，“北风”，指明地域、方向，“吹上天”，即指登上帝位。“团团旋，窝里乱（原作窠里乱）”，是写燕王“上天”的过程，以“窝里乱”形容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三年间的自相残杀，也十分贴切。

　　需要指出的是，这首童谣正史不载，而记载它的《二申野录》又多记“妖异之事”，说它是后人根据已发生的史实编出来的“小说家言”，也是有可能的。

　　今年是庚子年，很多人都会想起120年前中国人饱受欺压的庚子年。对于庚子年间的事件，除了史书有记载，童谣也有记载：“庚子年，闹得凶，八国联军进北京。又开枪，又放炮，又杀老来又杀少。太后皇帝逃跑了，前门楼子轰塌了，百姓生活惨透了，国家江山谁来保？”

　　清末意大利人收集170首

　　毋庸置疑，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庚子年前后来到北京的外国人中也有文化使者，他们向世人展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北京童谣的收集整理，同样与这些外国文化使者有密切关系。

　　1893年，21岁的意大利人韦大列　　男　　爵　　（Guido　Vitale，1872-1918）来到北京，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这位意大利贵族出身的外交官此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之所以略通汉语，得益于他的导师意大利著名教授诺全提尼，他曾经以实习口译员的身份在中国游历多年。韦大列聪颖好学，仅仅是初具中文阅读基础的韦大列来到北京不久，就能说一口发音极为标准的流利北京话了，甚至得到过慈禧太后的夸奖。富有人文情怀的韦大列深爱北京生活，对北京市井文化和民俗充满了好奇，北京街头儿童嬉戏时的歌谣更是深深吸引了他。

　　这些北京童谣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十分有趣，韦大列想要收集它们。但在清末的北京，他的样貌和身份，常常一张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孩子就会一哄而散。无奈，他只好求助于他在北京的中文老师。可惜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对他的要求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生气，认为有辱斯文，并且非常固执地告诉韦大列：“中国没有童谣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韦大列年轻气盛，颇有些“鬼点子”。他拿出一些洋钱，在老师面前晃晃。老师立刻消了怒气，看似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韦大列说：“洋大人说的也可能没错，不过，这些童谣得用些特别的方法才能收集而来。”

　　随即，韦大列的老师开始一首又一首地将他收集来的童谣唱给韦大列听。可是，在他搜集到40多首的时候，他告诉韦大列，他再也没有存货，找不到新童谣了。韦大列知道，他的这位先生是觉得收集北京童谣不体面，所以才放弃这项工作的。可韦大列不愿放弃，他便在公务之余穿街走巷，自己拜访田间的农民、胡同里的妇女和儿童，甚至是寺庙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他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攀谈，把听到的记录下来，通过一点点积累，他陆陆续续又收集了100多首儿歌民谣。

　　在收集北京童谣的过程中，韦大列发现，虽然这些都是不识字的儿童口耳相传的歌谣，一听就会，可是付诸文字后，其中所蕴含的很多北京文化和背景知识，而且北京地区特有的词汇和短语，不长期在北京生活的人，也很难理解。为此，他又萌发了将北京儿歌翻译成英文的想法，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北京的民俗和文化。韦大列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1896年，他在北京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北京歌谣》，书中收集了晚清时期北京地区口头流传的儿歌共170首。

《孺子歌图》里为《水牛儿》配五线谱

　　传教士为《水牛儿》配五线谱

　　《北京歌谣》这本书在驻京使馆和外国教会被竞相传阅，这也引起了一位荷兰籍美国传教士的注意，他的名字叫依查克·泰勒·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

　　何德兰是他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字。1888年，何德兰作为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教会）宣教士，来到中国，在北京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文科和神学教习。他常年跟随在慈禧太后身边，经常往皇宫里倒腾西洋玩艺，据记载，光绪第一次骑的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

　　何德兰的妻子是清宫一些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等人都找她看病，因此，何德兰得以了解深宫之中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何德兰是个有心人，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闻所感，特别是他与上层社会的很多接触经历记录下来，编撰了一些有关晚清中国的著作。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清朝最后的诸多岁月，又见证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图书广受欢迎。其中《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影响很大。此外，还他喜欢摄影，他用当时的照片为插图，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中国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相继出版了《孺子歌图》、《中国的男孩和女孩》等书籍。其中《孺子歌图》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深受当时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西方世界的欢迎。

　　《孺子歌图》问世于1900年，由美国纽约Fleming H.Revell Company出版，共收录152首当时流传的北京儿歌童谣。这本书的中文书名为《孺子歌图》，英文书名为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中国鹅妈妈童谣》）。《孺子歌图》不仅配有英文翻译，而且还为每一首童谣配了当时应景的摄影照片，堪称中国最早采用摄影插图的出版物。摄影照片真实地还原了晚清北京官宦人家和平常百姓的精神面貌、衣着服饰和生活场景。其中在北京童谣《水牛儿》一页，他还给谱上了五线谱，让后人得以了解北京童谣《水牛儿》在清末的准确唱法。

　　何德兰收集的这些北京童谣中有非常丰富的北京民俗元素，比如虎头鞋、纸风筝、牵牛架、糖葫芦、放牛娃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谣，比如“高高山上一棵蔴”“小白菜儿地里黄”“杨树叶儿哗拉拉”“槐树底下搭戏台”“拉大锯，扯大锯”“大拇哥，二拇弟”等自然也在收录之中。有意思的是，他收集的很多首童谣与韦大列的《北京歌谣》重复，但也有不同变体异文。如果对照两本书一起阅读就会发现，不少北京童谣，内容大体一致，但有的唱词却略有不同，这种对比也是一种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言中，特别感谢了几位朋友的努力，第一位，就是意大利使馆的韦大列男爵。其后还有很多牧师、小姐和太太。而在感谢人物名单的最后，他说出了编撰这本书的真实原因，原来，在看到韦大列《北京歌谣》之后，他开始关注芳泰瑞（C.H.Fenn）女士雇佣的奶妈，正是这位奶妈不停地在芳泰瑞儿子的耳边哼着童谣，才引起何德兰的极大兴趣。如今芳泰瑞以及这位奶妈都不可考，何德兰拍摄的很多老北京的人物照片，作为插图放到《孺子歌图》之中，不知道有没有这位奶妈的身影。

民国时北京大学创办的《歌谣周刊》

　　民国时北大向全国征集歌谣

　　民国初期，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人自己也开始注意童谣的收集，而清末韦大列的《北京歌谣》以及何德兰的《孺子歌图》，则对国人的童谣收集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1918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鲁迅、周作人兄弟最先提出征集歌谣，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关系，他们的意见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将收集歌谣付诸实施的是北大歌谣征集处。

　　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1927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

　　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后，我和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见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5000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始了。

　　刘半农拟定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支持此事的蔡元培拟写了《校长启事》，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就此，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由沈尹默主持具体事务，并负责“选粹”；刘半农担任来稿的初审，负责“汇编”；钱玄同、沈谦士考订方言。简章和启事刊出后，迅速在京沪及全国各地引起反响。刘半农从收到的来稿中选其最佳者，略加注释，自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辟“歌谣选”专栏登载。到1919年，共发表全国各地流传的148首歌谣。不久，周作人也加入征集处的工作。至1920年底，共征集歌谣1400多首。

　　北大在全国范围征集歌谣的活动，对当时社会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半农、顾颉刚、李大钊等人都曾加入搜集歌谣的行列。刘半农、周作人、常惠、罗家伦、沈兼士等人还就歌谣的异文、方言等问题展开研讨。

　　到1920年，北大征集歌谣的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成立一个学术性团体的建议水到渠成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青年学生常惠（鲁迅的学生，字维钧，1894-1985）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在上世纪60年代回忆道：“1918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像潮涌般地起来，校外的报章杂志常常登载一些歌谣，有时也登讨论歌谣的文章，引起一般青年注意和爱好，民间文学逐渐的活跃起来。这时北大校中征集歌谣反而消沉，我可着了急，给学校国文教授会写信。”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成立了学术团体：“歌谣研究会”。192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委员》的启事，四天后，“歌谣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由沈谦士、周作人主持。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任主任，两年前成立的“歌谣研究会”划归国学门，由周作人主持。

　　1922年10月，“歌谣研究会”正在筹备刊物：《歌谣周刊》。常惠接触到了韦大列所著《北京歌谣》，他推荐给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胡适。很快，1922年10月1日出版的《读书》第2期，刊登了胡适的文章《北京的平民文学》。文中写道：“卫太尔（即韦大列）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30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他在序里指出18首来做例，并且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也对韦大列的卓见大加赞许。

　　1922年12月17日，也就是北京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日，《歌谣周刊》得以刊行。周作人、常惠担任主编，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先后参与了编辑工作。周作人所写的《发刊词》明确提出了歌谣征集活动在学术上和文艺上的两个目的，并把这一活动称之为重要的民俗学事业。

　　《歌谣周刊》出版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有人回忆，“本是一校的刊物，而竟引起全国各地爱好者，以至受到了英、美、法、德、日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纷纷购买《歌谣周刊》并通信访问，作文的也不只本校教授同学，甚至印刷工人、学校工友，都投稿写文章讨论。”

　　最初《歌谣周刊》是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免费赠送。因为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读者入了迷，星期一一早就跑到北大等着《歌谣周刊》出版，据常惠《回忆〈歌谣〉周刊》一文中记载，朱自清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校内外的读者越来越多，《歌谣周刊》就在1923年9月23日第二十五期发表启事：“因外界各方面的要求，自本期起改为零售，不再与‘日刊’附送了。”

　　这本杂志于1922年12月17日创刊，1925年6月28日停刊，共出刊97期，另有《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一本。后来朱自清先生还在清华大学多次开设《中国歌谣》课，并根据讲义出版相关学术专著。自此，包括北京童谣在内的中国歌谣，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

中国唱片集团出版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5CD）专辑

　　音乐家制作童谣有声资料

　　从民国至今，不少专家学者先后投身于童谣的收集整理。1978年夏，曾参加过当年北大歌谣运动的钟敬文教授起草，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知名学者，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成立民俗学的建议，随后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此后，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投入童谣的收集整理中，使得童谣的传承更加立体。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1998年、2002年录制出版《北京童谣》专辑，数十年后又于今年整理再版了《北京童谣200首》（5CD）专辑。在这几十年的整理收集中，策划人、制作人侯钧功不可没。

　　侯钧是一位著名音乐制作人，1998年他在《音乐生活报》报上看到连载的北京童谣时，他就敏锐地发现，童谣言简意赅、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童谣中记录了很多已经消失的老北京风情民俗，这让他意识到录制出版北京童谣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邀请作曲家竹岗以及国内顶尖的民族器乐演奏家戴亚、张强、牛长虹、黄梅等人为童谣配乐和演奏。这不仅给童谣带来了音乐上的律动和节奏感，更融入了浓浓的京韵。

　　除此之外，他还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艺术团的小朋友朗诵和演唱童谣，他们用明亮、纯真的音色，出色地完成了收集整理的童谣的录音；在录音合成时，为增强听觉的画面感，又加入了动物的叫声、风声、雨声、儿童的哭笑声以及京剧唱段、老北京叫卖调等声音素材。因为精心的制作，当年《北京童谣》专辑一经上市，便受到市场的认可，至今已经发行了近三十万套。

　　今年再次编辑后推出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5CD）专辑，将之前未出版的三十余首童谣收录后出版。因《北京童谣》原整理、注释者刘建斌先生已经仙逝，笔者欣然为新增加的童谣进行注释。此次出版，又得到95岁高龄的北京民俗学家、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大力支持，选用了他数十幅老北京风俗画作为专辑的插图，从另一个角度烘托出北京童谣的历史感以及它们与过往生活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