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科学大侠翻转了世界观

武夷山

（发表于2019年12月27日《中国科学报》）

作者强调，现代科研江湖上竞争残酷，处处是刀光剑影，而在科学的早年，合作是主旋律。那时，大学这样的机构尚未出现，这些大学者相互探讨，相互支撑，似乎形成了一种奠基于知识追求而不是血缘关系的新家庭。他们之间的相互称呼是“兄弟”“父亲”或“儿子”。

2019年12月，美国Pegasus出版社出版了J.S. Fauber（福伯）的著作，Heaven on Earth：How Copernicus, Brahe, Kepler, and Galileo Discovered the Modern World（本文作者译为“天地大翻转：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和开普勒如何发现了现代世界”）。本书主标题是个双关语，表层意思是“人间天堂”，但这里作者用的是这几个词的字面意义：天压着地，比喻“日心说”（天）取代了“地心说”（地），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进程。

本书记叙了哥白尼（1473—1543）、第谷（1546—1601）、伽利略（1564—1642）、开普勒（1571—1630）这四位科学家是如何“携手”工作，认识天体和世界的，尽管四人国籍不同（分属波兰、丹麦、意大利和德国），年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所属阶层不同。

在16世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鲜有合作沟通，因为图书、信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寄送到异国他乡。因此，科学家做出的新发现有时也许几十年后才被其他学者知晓或承认。本书作者福伯专门研究了现代天文学的四位奠基者是如何互相发现、互相欣赏，共同将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一些重要观念向前推进的。

书中写道，在哥白尼生活的那个时代，“美洲”这个地名尚未出现，没有电灯泡，没有疫苗，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没有廉价的钢材，没有世俗国家，没有精准的钟表……几乎也没有图书。哥白尼利用自己拥有的观测工具，大胆地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围绕太阳转。他的日心说使自己成为天主教的对立面。

本书几乎用均等的笔墨描绘了另外三位科学家，他们继续推进了哥白尼的“异端邪说”。福伯强调，现代科研江湖上竞争残酷，处处是刀光剑影，而在科学的早年，合作是主旋律。那时，大学这样的机构尚未出现，这些大学者相互探讨，相互支撑，似乎形成了一种奠基于知识追求而不是血缘关系的新家庭。他们之间的相互称呼是“兄弟”“父亲”或“儿子”。

这四位科学家在原始粗糙的望远镜、数学直觉和相互之间交流信件的帮助下做出伟大发现的故事尽人皆知，福伯的着眼点在于，将科学神殿的这四位神祇给人性化，或者说将他们请下神坛，还其本来面目。例如，第谷给开普勒写过一封语气颇为自负的信，由这封信才导致了两人后来的见面。开普勒读信后在信的边缘处写了一句评语；“人人都爱自己！”按照福伯的叙述，第谷是很古怪的人，但并非没有缘由。他还是婴儿时就被拐卖，被一位粗野的大叔和其娇羞的妻子养大，几乎与外部社会没有交往。伽利略的母亲曾偷拿过伽利略的东西，监视伽利略，并与伽利略的情人玛丽娜·甘巴（她和伽利略育有三个子女）苦斗。

四位科学家交织在一起的故事构成了一部壮丽的“代际史诗”。除了四位主角外，还有其他有趣的角色。例如，第谷的小妹妹。身为长子的第谷有9个弟弟妹妹，他与老小Sophia Brahe（索菲亚·布拉赫）相差十几岁，但关系最好。两人都热爱科学，但因此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科学不是正当职业。伽利略的一个女儿叫弗吉尼亚，与父亲感情很深，她后来成为一名修女，去世后与伽利略合葬。开普勒的母亲也是天文学爱好者。

有书评者说，本书的笔触有时似乎过于轻佻，例如，福伯写伽利略“出生得太早，没来得及看到威尼斯政府的宽松治理模式蔓延到全欧洲，好比面包片上抹满了果酱”。但不管怎么说，本书讲述的故事确实魅力丛生。

令人吃惊的是，本书作者福伯并非科学史学者。他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还讲授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两门课程。

《中国科学报》 (2019-12-27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