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之父”高锟：智者和仁者

来源： 北京晚报     2018年10月14日        版次： 21     作者：

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合影，前排左起为金耀基、钱穆、高锟、林聪标

    黄维樑

    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同日上午“光纤之父”高锟先生（1933-2018）在香港逝世。没有光纤，高速通讯不可能普及；与高速通讯息息相关的高铁发展，一定滞后；现代人美好便捷的生活，一定打折。1966年高锟博士发表突破性论文，开启光纤通信的研究和落实应用，终于造出了光纤。因为这项成就，他在2009年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高锟在上世纪90年代已获得类同“诺奖”的“马克尼奖”；1999年《亚洲新闻》(Asiaweek)评选“二十世纪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结果有甘地、黑泽明、索尼（Sony）创始人盛田昭夫、邓小平和高锟五人膺选。“亚洲世纪五杰”这个荣誉，应该比“诺奖”更高；而浩浩太空中，已有一颗星被命名为“高锟星”。

    “诺奖”荣誉迟来，高智的科学家高锟，得奖时已成为低智的老人，忘记了对全球人类贡献巨大的光纤为何物；对得奖的事，茫茫然不知道怎样反应——他在2004年被诊断患了“认知障碍症”（又称“脑退化症”，即“阿兹海默症”）。那年获奖消息发布后，报载高先生有感想发表：“有赖光纤的出现，这个喜讯已于瞬间传到千里。”我想，这带幽默的说辞一定是家人代拟的。那年冬天，他在妥善保护下赴瑞典领奖。为了避免行动有差错，在典礼中，瑞典国王破例走近高锟，把奖颁给他，而非由获奖者走到国王跟前领奖。他忘记了光纤，忘记了“诺奖”，后来病情恶化，连日夕相伴呵护的爱妻名字也忘记了。

    1987年至1996年，高锟教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由科学家成为教育家。九年里，除了管治学校、增强学术研究之外，还要处理校内一些无关教学的事情。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30周年校庆典礼，几个学生借故闹事，在场的记者于典礼后问高校长要如何处分闹事的学生，高校长露出他“招牌式”的笑容，用低调平和的语气回答：“我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学生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这里的高锟，是慈父型的教育家。

    “慈父”喜欢与学子沟通，而行事为人低调。有一段日子，为了亲切了解学生，他不微服而“出巡”：每星期有一个下午单独在校园漫步，与学生随意交谈。一次，他遇到一个学生，寒暄了几句。另一个学生走过来，她与先来的学生同班，两个学生讲话，旁若无人，高校长顿遭冷落。过了一会儿，那第二个学生看看高先生，又看看她的同学，问道：“咦，这个阿伯是谁啊？”浑然不知这个阿伯就是她所在大学的校长。这个尴尬的故事，是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高校长，在校内公开场合亲口说出来的；说时笑容灿烂，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这事情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一向和美国的耶鲁大学有学生交流活动。有一年，我负责甄选学生，面见多个申请者赴耶鲁交流。我有一道问题，问当今美国总统是谁，答了；问“中大”校长姓甚名谁，竟然有两三人答不出来。这可能和高校长低调、少“出镜”有关（当然也可能由于学生不问校事）。科学家默默做实验，教育家默默培育人。高校长1996年从“中大”退休后，与几位同道兴办了小学、中学，继续为教育下一代尽心尽力。

    高先生是科学家、教育家，文学修养也颇佳。有一次会晤，谈完公事，他问我对《三国演义》一些人物的看法。我有点惊讶：他要考一考我，还是虚心请问？我只匆匆说了几句，因为恐怕耽搁他的时间。他颇为尊重文科。1994年校内高层校务会议决定，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授予钱锺书先生。高校长郑重处理此事。校方致电钱老，表示请他接受学位之意，钱老婉拒。高教授如做实验一般锲而不舍。大学里有人知道我与钱老有交往，高校长于是派我专程飞赴北京，到钱府呈交请钱氏接受荣誉学位的信件。我遵命北上造访钱府（这是我第二次拜访钱老，第一次在1984年）。钱老已婉拒过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不想破例；我功败而回，高校长表示尊重钱老。他主政期间，“中大”持续发展，师生人数日增，校务也日繁。文学院一位讲师因为多次申请升级没有通过，直接向高校长申诉。想不到他亲自处理这例个案，结果这位讲师得直升职。我想高锟当校长期间，研究工作一定被迫放下来，全力处理校政。

    我对高校长印象最深的事，与台湾一位学者相关。某年圣诞节前一旬左右，校长的秘书来电话，要我接待校长一位到访的亲戚，因为该亲戚指定最好与我见个面。秘书特别说明，我至多跟这位亲戚吃一顿饭谈谈就可以了；并说亲戚所有住宿等费用，由校长个人支付。我遵嘱在指定的日子接待了。这位亲戚是诗人、学者，当时没有理想的固定职业。他来探望做了校长的叔伯辈，有没有谋职之意呢？他如有意，而高校长有力，要在中文系或中国文化研究所之类单位安插亲戚一个位置，可说十分容易。然而，接待之后多个月，一年，两年，都没有新来一位校长亲戚的消息。倒是接待后好几次在校内场合见面时，高校长总要绽开笑容，表示感谢我那次抽空接待。

    高锟逝世当日，香港的电视台关于高锟的头条新闻报道长达七八分钟。翌日，香港各家报纸大篇幅广为报道；“中大”校内则设置吊唁区，供公众悼念。高锟少年时在香港读中学；任“中大”校长前，曾在“中大”教书多年；自校长职位退休后，长期在香港居住。香港人对这位成就卓越的“光纤之父”、对又是智者又是仁者的香港人倍加尊崇。

    我还没有前往吊唁致敬，就先读到“中大”前校长金耀基教授的一番话。他在“中大”吊唁之余，回答在场记者的提问，讲述和高锟校长共事和交往的经历，又转述高夫人当前的心声。他对高锟的评价，是“天才科学家”，其“一生相当伟大”。老校长讲话时多次摇头感叹：“He is a good man”（他是个好人）。形容词“good”自然是正面的，但级别并不高。我想，这样的形容词正好表示逝者一生平易近人，而非高不可攀。人已逝，动词理应用过去式，而金教授用了现在式的“is”；这里面蕴含了音容宛在、虽死犹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