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然”与“名教”

 

在王弼著作中，“自然”一词有必然性、事物本来的样子、人的本能、自然物、“道”、“性”等多种含义，然而与“名教”相对而言的“自然”，却只是指“性”。

 

在王弼看来，在同外界事物接触过程中，唯有“圣人”能“以情近性”，有情而不失其理，所以能文明而动[1]。普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其情不能不累于物（以其不能“体无”也）。情累于物，则必然“逐欲迁”，而远其性；不能以情近性，则不能久行其正，这叫做“情之邪”[2]。情欲不正当，则失其理（性）；失情理者，必不能“文明以动”。于是，社会上便生出各种事端来。[3]

 

王弼认为，民性既然散失，他们就必然会因“逐欲”而发生彼此争夺，而使社会陷于混乱。社会若没有秩序，便不能够存在下去。因此，在他看来，社会能够存在至今，这是圣人的功劳。他说：“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4]圣人在人民失其真性的情况下，欲使其复归于自然，乃为之设立“官长”，以教化不善者，改变民间的坏习气，使纷乱的社会重归于统一。他又说：“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5]这就是说，圣人若不造立名分以确定等级秩序，则虽设立了官长，亦仍达不到教化人民而使之复归于自然的目的。

 

既有了“名”（即确立了等级制度），“善者”（统治者）当如何施行教化，使“不善者”（庶民百姓）弃恶从善呢？王弼说：“我之教人，非强使从之也，而用夫自然”[6]；“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7]。圣人并不采用强制性手段来使人民服从自己的命令，而是唯“道”是用（“用夫自然”），即行无为之教来化导百姓的。故王弼亦称圣人“行不言之教”或“以不言为教”。

 

要之，依王弼之见，人性是无善无恶的，假如人性（“自然”）能保持不变的话，人们都无知无欲，就不会发生争夺，社会就不需要统治者，人与人之间亦不存在尊卑贵贱的差别，也就无所谓名教。但是，他认为，除了极少数“圣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能保持其本性，不能“守其真”，名教正是在“自然”（民性）失守的情况下由圣人创立的，其作用就在于使人民复归于无知无欲的状态，从而使社会保持应有的秩序，倘使没有名教，则社会必然混乱不堪，乃至于不能够存在下去。显而易见，王弼首先是为了突出圣人的地位，把圣人说成是人类的救世主；其次是为了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把名教说成是“守自然”的依据。这是王弼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

 

据上所述，可以把王弼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理论概括为“名教守自然”。这一理论包含着如下两层意思：

 

其一，“名教”和“自然”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名教”以“自然”为根据，是适应“守自然”的需要而产生，并为“自然”服务的，故“名教”决不能脱离“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以“名教”为条件，是靠“名教”而维持其存在的，故“自然”也决不能离开“名教”。

 

其二，在“名教”和“自然”的统一体中，“自然”处于主导地位，并通过“名教”来保存自己；“名教”则处于从属地位，它适应“自然”，起维护“自然”的作用。

 

就上述第一层意思而言，所谓“名教守自然”，是在于说明，“名教”和“自然”对于社会都是不可以或缺的。就其第二层意思而言，所谓“名教守自然”则在于说明，“名教”和“自然”对于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即：“自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名教”则是社会存在表现的方式。“名教”这种社会存在形式，是由“自然”决定的，是合乎“自然”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名教”是合乎人性要求的。

 

不难看出，王弼“名教守自然”的理论，其实质在于论证封建等级制度是合乎人性的。

 

正是因为王弼把“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基础，认为“名教”是因“自然”而设，其意义仅仅在于“守自然”，所以在他看来，倘若离开“自然”而去追求“名教”，则其所求“名教”对于“自然”来说，就不仅毫无积极意义，反而是有害于“自然”的了。这种危害“自然”的所谓“名教”，是王弼坚决反对的；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提出了“绝仁弃义”的主张。他所要抛弃的“仁义”，在他看来并非是真正的“仁义”，而乃是假仁假义，即违背“自然”的“仁义”，故曰：“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8]此所谓“为仁”，是指在非“自然”的意义上去追求“仁”。如此“为仁”，当然会导致“伪成”。“伪”也者，失其真也，即不能“守自然”也。离开“守自然”的本旨而“为仁”，这便是累于“名教”，这种做法是王弼所极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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