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前夕，看到网上讨论热烈，忍不住说几句。

首先我表示对方老师的敬佩，从我匆匆浏览获得的信息来看，她自己是接受现实的，好像并不是她本人要对抗学校的政策，而是她的学生得知学校决定后为她鸣不平。从她学生的描述看来，方老师是一位对教学非常投入的老师，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自发为她呐喊，象李侠老师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一位老师更欣慰和拥有成就感的。

可悲的是这种欣慰和成就感恐怕是目前体制对教学唯一的奖赏了。靠这种若干年后不确定的成就感来维持教学热情和质量，其有效度实在让人有点担忧。目前的体制没有体现出对教学的尊重，不断强化各种科研好就是一切都好的理念，其实对高等教育来说是种悲剧。

方老师是外语系的，跟我一样是语言学领域，而科学网上的语言学领域的老师可能相对少，因此我借这个机会将自己这么些年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挣扎记录下来，目的有二，一是为决策者提供一个弱势群体的声音（如果他们听得到的话），二是吐嘈自己的教学科研无解困境。分两点来说吧，时间紧迫思路可能不够清晰，请见谅。

1）教学跟科研的正相关：

不能一概而论教学跟科研之间的关系，不是教学好的科研就得好或该好，也不是科研好的教学就能好或该好。对于我自己来说，做了科研以后我的教学深度有所提高。在我没入科研门之前我只懂得教语言现象，让学生知道有什么语言现象，语言可以怎么用，现在我倾向于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阅读跟学生一起探讨语言现象产生背后的哲学文化因素，为什么要这样用，还可以怎么用。以前碰到不懂的语言现象，我只能蜻蜓点水一跳而过，现在我知道怎么去搞懂它，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步骤引导学生去了解带语言现象背后的故事。学生对深度是满意的，但对我意见最大就是作业太多，太难。

我05年入职，正式开始教学生涯。但其实读研究生时候我就给本科生上课，因为那时候高校普遍缺英语老师，研究生上本科生的课很普遍。不过现在回想正儿八经开始把教课当回事还是05年入职以后。刚开始当老师我绞尽脑汁活跃课堂，对教学非常投入，教学工作量也很大，最多时候是每个星期20节课，那个时候我们的普遍工作量是16节课，除了备课改作业外几乎没有能喘口气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的课应该算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学评估排名非常靠前，但我自己隐约感受到我的受欢迎是靠我的幽默和对学生的投入赢得的，每次上完课学生都很high，满意，但我自己非常不满意，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感觉像什么都没给他们教。那2年教学评估排名一路上升，但我觉得我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不知道该怎么提高了。在高强度教学的同时我也看看书，试图继续我的科研，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将我的研究跟教学结合起来，因此两件事情就在两条平行线上走，每条都如走钢丝，似乎看不到终点但一刻不敢松，每天神经绷得很紧。然后08年我出国读博，得以很逍遥地过了几年研究僧的生活。因为出去读书前的三年教学痛苦经历（痛苦在于自己不知道怎么提高，在课堂中跟学生交流我是很快乐的），我读博那会旁听了很多课，不为专业知识，只为学习上课技巧。这几年有个空隙得以思考，慢慢地我才对我的研究跟教学该怎么结合有了些头绪。12年回国重返讲台，很不适应。第一个学期几乎又重回05年新入职阶段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但这一次摸石头过河，我自己哪怕踩空了也没那么慌，对于我教学中碰到的难题也知道该怎么搜文献借鉴他们的研究来改善我的教学了。回想这两年的教学，我自己开始注意教学的深度，教学内容的有机性和衔接性，学生的跨文化视野的培养等等。自我感觉我的教学水平比读博前高了不少，但这两年我的教学评估排名反倒没读书前的高了，对此我小有不忿，倒也坦然。记得这次讨论有篇博文提到，学生的评估只是一个指标。我常跟学生说，如果十年后你们当中有人告诉我这门课对你们有用，我的这些努力就没有白费。

2）教学跟科研的负相关

这个负相关的关键词是时间！普遍说来，英语老师的教学工作量比较大，基本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节课，语言课对与时俱进的要求比较高，我们的教学改革又走得比较靠前，基本每一年都要换材料，很少有能重复使用材料或者不用备课的情况，有时候为了找一个合适的教学材料就得费上好几个小时。我也知道有高手就能将一个材料用出花来的，我自己比较愚笨，没那能耐，只好下苦功夫。当然，照本宣科用教材里面过时的材料也没人能赶你下讲台，现在的学生似乎都懒得撵老师下台了，冷漠是他们的杀手锏，玩他们的手机。因此教学真是个良心活。我现在是其实算科研岗，每周只有6节课，已经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了，就这样，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在教学和科研之间痛苦地挣扎，我想那些12节课以上的老师恐怕比我更难受。我教3个班的口译课，每个班60人，每周最少一晚上改他们作业，一晚上备课，这还是重复课，要是新课，花上个一天备课绝对少不了。我要是把每个星期他们作业都改完，一个人十分钟的口译录音加作业反思，那我一个星期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人会说，那是你不懂得用peer pressure和peer learning，坦白说，我在用着，我让他们互改作业，我只抽来改，但我知道其实每个学生都希望我能改到他们的作业，点评时候都能点评到他们的作业，只是我真的没有三头六臂，于是我的内疚感就上来了。一个学期下来，180个学生我真正记得名字的不到50个，这个对我来说很打击，因为我读书前每个学期两三百人我开学两三个星期就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当我上课不用看点名册就能叫他们回答问题，我感觉他们在课堂上更投入一些。现在下课学生一些什么比赛阿我根本没有功夫指导，每次他们问我我只能婉拒，但每次拒绝我都心里像被蜜蜂蜇了一下一样。然后我的科研呢，因为有教学，有开会，我很少能有连续的时间思考写东西，产出量也很低。当然我知道产出量低是能力问题，不能怪外在因素，请允许我吐个槽吧。对于学术会议，只要在学期中间，根本不考虑，因为缺学生的课很难补。在教学和科研的挣扎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站在讲台上，我就得对得起学生，后果就是我像在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这会趁头还露在外面喊叫几声。

回到话题，教学跟科研，是否非升即走。我无意对清华是否该对方老师执行多年前签订的合同提建议，我也没那能耐。我赞同李小文老师的看法，目前高校只能上不能下确实是导致高校问题多多，政策制定了就该执行，否则改来改去没法往前发展。但我想说，政策制定前是否考虑到语言学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和外语教师教学工作量超负荷的现实？政策制定是为了整个事情能朝良性方向发展，但实际效果达到了吗？在清华恐怕语言学是个弱势群体，有可能政策制定者就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弱势群体的声音，或者听到了，因为没有在这个专业里挣扎的经历而不觉得这个声音重要。有老师提到转行政岗，于方老师本人未必是件坏事，但一个高校不可能把所有达不到升职要求的老师都转行政岗，那行政又转那里去呢？

让所有的老师都做科研，不现实，对语言教师来说更不现实。让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上好课，也不现实。

在我看来，真正解决办法不是一刀切，而是设立教学岗，教学岗按教学岗考核，不满足考核要求的处理，这样同样可以实现末位淘汰。在学校不知道自己设立的考核是否客观合理的时候，给考核制度留一些修改空间。而对于个人来说，也要抛弃过去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学校征求意见的时候该积极让自己的声音被官方听到，不要等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才捶胸顿足大呼不公平。这种良性对话机制的一旦形成，问题就可以慢慢解决，但没那么容易。大家都多换位思考，别一开始就给对方定性，认定对方是要跟自己作对的，是要把自己已有利益抢走的坏人。

对于科研，别光是拿物质和荣誉来刺激，这样把大家都逼成急功近利的论文机器，搞得拿了个项目就不可一世了。想要员工教学科研双马并骑，起码降低一些教学工作量，提供个办公桌（据我所知，大多英语老师是没有办公桌的，更不要说办公室）。给一些想做科研的老师提供一些会议经费资助，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还得省下来开会，谁还想去做科研阿。对于不想做科研的，也别成天站在门口开条门缝，然后问门外的人，做不做，不做就砰的一声关门了，门外人的尊严碎一地。等你不那么居高临下，多给门外人提供一些基本条件（比如高质量的学术讲座而不是强行压迫的无聊讲座）让他们得以看到门里面的风景，没准进来的人就会多一些。

公知刘瑜老师说过，文化的养成远比制度执行的成本要低，也要更有效（大概这个意思，记不清楚原话了），我认为这个对科研兴国适用，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