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2期

摘  要：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早期形成以198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为标志，该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对此予以研究有助于发现中国科学学学科的发展规律。通过访谈重要的历史亲历者，深度分析历史文献，文献计量分析中国科学学早期研究成果，发现中国科学学学科早期建制化过程体现两个显著特征，即聚焦中国科技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引介国外研究成果、重视发展学科独立的理论体系，其间深受贝尔纳科学学研究思想影响并形成了研究范式。历史经验证明坚持贝尔纳传统、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能够有力推动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来源。

关键词：科学学；学科建制；贝尔纳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学”学科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科学的社会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Г.М.多勃罗夫,1970)，1939年贝尔纳(J.D.Bernal)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标志学科形成。该学科受二战和冷战影响在四五十年代发展缓慢，到六七十年代美苏太空军备竞赛激化，利用科学发展规律有效组织科学研究活动的需求激增，其发展重新受到重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学学科随之开始萌芽，到1982年4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基本形成学科建制。学科发展进程与国际相比，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晚十余年。但在十年内乱刚刚结束的特殊历史情境下，其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思想运动，对恢复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不完全与国外相同的学科特有发展规律。四十年后回顾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早期形成过程，对总结历史经验以科学地发展中国科学学学科大有裨益。

本文对历史文献进行内容分析，访谈历史事件重要的亲历者，对1979—1982年间国内发表的1051篇科学学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客观描述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早期形成过程，解析其特点，概括历史经验。

1  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早期形成过程

1976年十年内乱结束，中国科技事业步入恢复阶段。为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摒弃“四人帮”的观点，中国科学院理论组等三个研究机构于1977年3月联合召开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全国42个单位70余名代表参会，影响广泛^[1]。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为了营造有利于会议召开的社会氛围，否定四人帮的“唯生产力论”与制定科技发展规划被确立为重要的筹备会议任务。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于9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于12月先后召开。会上加强科学史研究，深化对科技发展规律的认识被不断强化。

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期间，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同时召开。参会者对“科学的科学”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即黑格尔所指称的“自然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本身？认识分歧较大。如果是指前者，发展“科学的科学”即强化“四人帮”所主张的用哲学代替科学主张。如果是指后者，该学科发展基础则以毛泽东将“科学实验”视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的思想为基础。会后韩秉成提议语词上以“科学学”取代“科学的科学”，以此明确与“自然哲学”相区分^[2]。自此开启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化进程，历经五年基本形成学科早期建制(图1)。

(图1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杨沛霆做了《世界五次科技中心的转移》报告，产生广泛影响。5月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为解放思想，7月在北京举办了有1500余人参加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李昌在闭幕式上讲话，提出“要研究科学发展及其规律，研究近代科学发展和状况，为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服务。”此后一大批学者开始投身科学学研究。

1979年2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创办《科学管理》季刊，这是我国首个科学学专业学术刊物^[3]。3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办公室召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科学学工作座谈会，其间提出一年内成立全国性的科学学学术团体、组建专业研究机构、创办专业学术期刊、召开专业学术会议四项任务。为筹备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于4月创办《科学与哲学》杂志^[4]，陈益升任主编，主要译载国外相关研究成果^[5]。陈益升后受科学学全国联络组(筹备)委托，负责起草《关于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编译出版工作》文件，推动系统引介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韩秉成、王兴成、赵红州、骆茹敏、刘济洲、徐耀宗、刘泽芬、周发勤、阮祖启等科学学工作者大量引介和翻译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为中国科学学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7月，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科技工作者、自然辩证法学者和情报研究学者共80余人参加，收到论文60余篇，多为引介国外研究成果。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学是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为一个国家的科研战略部署、科技政策的制订和科研管理等提供理论依据^[6]。”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提交论文探讨科学学与科研管理、自然辩证法的关系^[7]。此次会议部分论文先后被《自然辩证法通讯》设“科学学”专栏刊载、《科学管理》专刊结集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编印。

会后成立“科学学全国联络组”，在中央部委、各地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分院、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120余位联络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办公室赵文彦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秀果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0月，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8]，对已初具雏形但尚不成熟，发展潜力巨大的科学概念、定律、模型、方法、理论的研究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9]。11月，《潜科学》杂志创刊，该类研究被确定为属于科学学的研究范畴^[10]。

1980年1月，我国首家科学学专门研究机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11]，北京、天津、成都等多地也纷纷筹建科学学专业研究机构。各地研究社团迅速发展，9个省份建立，2个省筹建科学学研究会^[12]。3月，中国科学院创办《科研管理》杂志。5月，京、津、沪三地科学学工作者在天津市科委的帮助下创办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7月，中国科学院钱三强副院长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做《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专题讲座，极大地引起领导人探究科技发展规律的兴趣^[13]。8月，钱学森提出科学学不属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畴，两者研究对象有所区别，科学学可作为独立学科发展^[14]。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在桂林召开有66人参加的全军第一次科学学与科研管理讨论会，收到论文近百篇^[15]。

当年11月，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在合肥召开，科学学研究学术共同体规模迅速扩张，参会人数已达170人，收到论文168篇。研究焦点已由引介国外研究成果为主转向聚焦中国问题^[16]。于光远在会上提出科学学应重点研究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会后，科学学全国联络组成立了四个专题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学研究组牵头“科学学理论”专题委员会、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牵头“科学经济”专题委员会、北京科学学研究所牵头“科技政策”专题委员会、天津科学学研究会牵头“科学人才”专题委员会。

当月，在合肥同时召开了500余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联合学术讨论会。钱学森在听取会议筹备工作汇报时强调当务之急需要研究科技促进经济发展问题^[17]。钱三强在给讨论会的贺信中阐释科学学的应用价值在于“是科研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科研管理干部的一门必修课^[18]”。讨论会提出了加强科学决策、将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综合系统予以研究、打破行政条块分割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等七点建议^[19]。

此后，中国科学学学科加速建制化，山东、河北等省份也开始筹建科学学研究会。科学学学科开始进入大学课程体系，上海铁道学院率先开设了科学学选修课。198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许立言、华中工学院张碧晖、北京冶金机电学院郑慕琦等合编并发行《科学学概论》，这是国内首部科学学专业教材。当月，科学学全国联络组正式向中国科协书记处和学会部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准许成立中国科学学研究会。该申请在1981年12月获批。

1981年四个专题委员会也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9月，科技经济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召开，8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100余篇；10月，科学学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召开，8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44篇，会上钱三强做了题为《可算找到老家了——谈谈科学学和科研管理》讲话^[20]；11月，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9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45篇；同月，科技人才学术讨论会在南昌召开，90余人参会，收到论文83篇。与此同时，与国际科学学研究的交流也开始增多，受科学学全国联络组邀请，关注中国科学学发展的西德学者比勒费尔德大学万英加特(P.Weingart)于8月，瑞典学者哥德堡大学厄尔英加(A.Elzinga)于9月先后来华交流^[12]。

1982年4月，科学学全国联络组召集京津沪地区科学学研究骨干磋商，会上提出为了有助于与实践结合，并参考国际研究发展趋势，在拟成立的学会名称中加入“科技政策”，即定名“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安徽九华山举行，钱三强当选首任理事长，吴明瑜为秘书长。于光远、李昌、钱学森、杨浚、黄葳、童大林等为顾问。

2  中国科学学早期研究成果文献计量分析

检索1979—1982年间《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研管理》、《科学与哲学》、《潜科学》等科学学主要学术期刊^[12]、八个全国性科学学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以及科学学译文集，共获得有效文献1051篇。其中国内学者研究论文879篇，含期刊论文780篇、会议论文99篇；国外译文172篇。提取并统计文献信息进而分析其间的共现关系，运用Ucinet和Pajek软件绘制中国科学学早期研究知识图谱，描述当时学术共同体的结构与研究主题。

2.1  学术共同体分析

统计国内科学学研究者论文数量，该阶段发表论文4篇以上的研究者共52位(表1)，其中高产作者排名前五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王兴成(11篇)、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李秀果(11篇)、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何钟秀(10篇)、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杨沛霆(9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红州(9篇)。

使用Ucinet软件绘制发文量3篇以上的高产作者研究合作网络图(图2)，图中共有81个节点，其中46个单节点，35个节点存在连线，这反映出学科建制形成初期以独立研究方式为主。节点大小与作者发文数量正相关，节点连线反映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无连线体现作者独立发表论文。图中显示存在六个研究合作群体，即以冯之浚、张念椿、夏禹龙、刘吉等为骨干的上海研究群体；以何钟秀为中心的天津研究群体；以赵红州、申先甲、朱新民、蒋国华、柳树滋等为骨干的北京研究群体；以邸鸿勋、邢天寿、田夫、郑慕琦等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群体；以李维凯、徐伟雄、武林等为代表的军队研究群体；以周发勤、陈益升、龚育之等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群体。

（图2略）

统计论文总量中作者单位结构(图3)，单位占比中中国科学院最多、政府部门次之、高校第三，三类机构占比之和达82.13%，由此可见它们是科学学学科建制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各地科学学专业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机构占比之和为8.72%，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军队和企业占比之和虽小(4.68%)，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已参与推动学科建制形成，应用科学特征鲜明。

（图3略）

统计分析论文作者地域分布情况(图4)，论文总量中华北地区占比最大(46.51%)，华东地区次之(26.22%)，东北地区第三(13.32%)，三个地区占比之和达86.05% 。结合研究合作群体情况可知，位于华北地区的北京和天津、位于华东地区的上海是形成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的核心区域。

（图4略）

2.2  研究主题分析

提取主题词，统计879篇国内文献的高频主题词(表2)。频次较高的10个主题词分别为科研管理、科技队伍、人才培养、科技史理论、科技政策、科技与经济、自然科学学科史、科学发展规律、科技成果管理、计划规划等。

分析高频主题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构建共现矩阵，用Pajek软件绘制高频主题词共现网络(图5)。高频主题词聚类为8个学科聚焦点(表3)，即科学史、科学规律、学科建制、科技与经济、科研体制与科技政策、研究所管理、科研管理、科技队伍等。在主题内容相关度上，科学学全国联络组成立的科学学理论、科学经济、科技政策、科学人才等四个专题委员会对学科聚焦点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图5略）

8个学科聚焦点体现科学学学科在建制形成之初已具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科学史、科学规律、学科建制等形成学科聚焦点体现学科具有科学属性，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突破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范畴；第二，“科研体制与科技政策”形成学科聚焦点表明中国科学学在学科形成之初便与政策科学关联密切；第三，科技与经济、研究所管理、科研管理、科技队伍等形成学科聚焦点体现学科与1977—1982年间中国主要科技政策实践相匹配，学科的应用性特征鲜明。如“科技与经济”形成学科聚焦点研究内容与1978年《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管理办法》规定高度相关；“科研体制与科技政策”形成学科聚焦点研究内容与1981年《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内容高度相关。

引介国外科学学研究成果深远影响了学科建制形成。统计172篇国外译文的高频主题词(表4)，频次较高的10个主题词分别为科技史理论、自然科学学科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与哲学、科学家、科技政策、科学学理论、科学革命、学科建制、进化论等。分析其间的共现关系，构建共现矩阵，绘制高频主题词共现网络(图6)。高频主题词聚类为5个学科聚焦点，即科学史、科学规律、学科建制、科研体制与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等。

（图6略）

对比国外译文与国内研究论文高频主题词，引介国外研究成果以科技史理论、自然科学学科史、科学社会学学科研究成果等居多，侧重理论研究；国内研究更关注于科研管理、科技队伍、人才培养等，以应用为主。比较8个学科聚焦点，科学史、科学规律、学科建制、科研体制与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等研究受国外研究影响较多；科技与经济、研究所管理、科技队伍等研究专注于研究国内相关问题。“学习和研究理论科学学，目的全在于应用^[21]”，科学学学科建制在形成之初便确定以探究中国科技发展规律，解决中国科技事业发展问题为目标，洋为中用，根植于中国经验发展学科。

3  中国科学学学科早期建制化过程的特点

3.1  聚焦于中国科技亟待破解的难题

科学学因大科学发展而兴起，大科学时代如何发展科技是各国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回顾历史可发现，在“大科学”时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面临“小科学”发展不足的困境。受制于科技资源匮乏，国家既急需科技体制恢复运行以有效组织“小科学”，又必须关注“大科学”以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十年内乱结束不久，1977年11月便重启大科学设施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建设(八七工程)。在此情势下中国如何科学管理科技活动，有效配置科技资源？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学研究及时回应了上述问题，在引介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探究中国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

1966年以前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模仿苏联，而七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已有较大调整，世界科学中心也已完成第五次转移。在此形势下不仅需要继续学习苏联，更是亟待了解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管理理论成果与政策实践经验，科学学学科建制的形成及时满足了上述需求。统计1979—1982年间《科学与哲学》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0年编译出版《科学学译文集》172篇相关译文国别结构(图7)，论文数量占比美国最多(41.86%)，苏联次之(20.35%)、日本第三(12.21%)，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占一定比例。

（图7略）

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科技恢复发展需要重构科技体制、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发展、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科学学学科建制形成过程中对上述主题做了大量探讨。如研究科技体制改革问题(骆茹敏,1979；龚金星,1980；栾早春,1981)；分析科技人才培养中的问题(郑慕琦,1979；武林,1980)、探究科学劳动的特点(张碧晖,1981)；研究科技投入分配与使用问题(葛明义,1979；沈岳端,1980；苗盛玉,1981)。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业已发生形势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即将出现重大突破，现代数学、高能物理等成为当采学科，科学的系统结构正发生深度调整。如何顺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准确寻找中国科技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为此，中国科学学将“研究科学自身运动的规律，以及科技与经济、教育、政治等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为确定政策提供依据^[22]”确定为主要任务之一。中国科学学学术共同体在此导向下深化研究，探究科学发展规律(张云义,1979；赵红州,1980；刘则渊,1981)，尤其是基础科学学科结构(孟绍文,1980；黄梦平,1981)、科技预测(许立达,1979)。

3.2  尤其重视发展学科独立的理论体系

“科学实验”是三大社会实践基本形式之一，科学的存在既是社会现象，又是认识活动。科学分科过程是社会需求变化与运动规律的体现，形成学科建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对象特定，研究范畴便捷清晰。对于科学学学科发展则具体表现为必须厘清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学之间的学科区别。两个学科研究对象不同成为当时的理论共识，即前者“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23]”，后者研究科技的演化规律，以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24]。在此基础上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展科学学学科理论。

第一，发现科学发展规律重视原创性，借助但不依赖引介国外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发展。在科技史和科研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究科技发展规律，如系统研究“处在孕育状态和不确定阶段，尚未得到严格证实和学界公认的科学思想^[25]”，世界首创“潜科学学”这一科学学的子学科。钱伟长院士1981年曾高度评价潜科学“这是搞科学的根本^[26]”。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概念为中心开展研究，既弘扬了求真、理性等科学精神，又为科学制定中国科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红州和蒋国华,1985)。

第二，重视用科学方法研究科学学。科学学是科学，其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探究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必须具备与研究对象属性相适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应用数学的程度时,才算真正的发展了^[27]”。1961年普赖斯(D.Price)出版专著《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引起广泛影响，为科学计量学发展完成奠基。到1979年《科学计量学》杂志创刊，科学计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得到公认，并相应形成科学学的子学科。中国科学学早在发展初期便重视对经验的分析，重视分析科技数据(叶雅阁,1980)，跟踪学科国际发展动向，及时将科学计量学引入中国(符志良,1982)。在一批情报学学者推动下，科学计量方法逐步替代哲学研究方法，这为此后研究科学结构、科学家队伍、国家科学能力等基本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科学学研究内容随之也由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转变为以科学史为基础(王敏慧,1980)，经验得以替代先验。

4  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化过程中形成贝尔纳传统

20世纪30年代贝尔纳与波兰尼(M.Polanyi)就“能否用计划手段促进科学发展？”问题进行激烈论战。七八十年代社会与历史环境，以及当时的国情决定中国依然沿袭五六十年代曾经使用的科技计划工具，贝尔纳学派的科学学思想随之成为主流理论。贝尔纳学派对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产生了三个深远影响。

第一，重视学科建制发展。贝尔纳曾指出建制化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今天科学出现为有自己的权利的一种建制，它有自己的传统和纪律，自己的专业工作者，以及自己的基金。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每一方面……越来越需要经过有组织的科学的协助^[28]。”科学学早在五十年代便传播到中国，但学科发展缓慢。七十年代末在建制化方式下则发展迅猛，这本身就是贝尔纳思想的实践结果。贝尔纳将科学建制视为社会的子系统，认为科学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使科学造福于人类，就必须将科学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科学学自引入中国后便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实践紧密联系，将学科发展嵌入于本土社会系统中，聚焦中国科研体制、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等本土问题，形成中国本土理论与解决方案。

第二，注重科学计划的作用。“大科学”时代科技活动高度复杂，必须有计划地主动配置科技资源才能提高科研效率。贝尔纳主张“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29]”。他认为科学规划应将科学家自由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要制订这样的规划显然需要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29]”。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形成之初便将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为制定科技计划提供理论支持视为基本任务，“关于研究和制定科技发展的战略问题，在这方面也应发挥我们科学学研究会的应有的作用^[30]”。

第三，强调学科交叉。“科学远远不仅是许多已知的事实、定律和理论的总汇，而是许多新事实、新定律和新理论的继续不断的发现^[28]。”新的发现源自研究工具和视角的转换。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形成过程中自然辩证法、情报学、科学史、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不断相互渗透与交叉，逐步形成独立而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畴，产生了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科学法学、科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分支。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科学学学科发展需要坚持贝尔纳传统，具体表现在一是学科发展应立足社会需要，加强对科技与社会各子系统互动关系的研究，重视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国科学学曾被瑞典学者巴尔克(E.Baark)和厄尔英加称为“决策者的思想库”^[31]，科学学学科应继续发挥出该项功能，促进科学决策。二是科学学理论发展需要科技史支撑。科学学重大理论发现，如普赖斯发现科学指数增长规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论等，均构建于科学史经验基础之上。科学学探索科学发展规律应以科学史为依据。

5  历史经验与启示

5.1  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即蕲求真理(竺可桢,1941)，而真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32]。科学精神的属性要求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并按规律办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学精神得以弘扬才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体制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引下才能够恢复重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学有效地引导全社会客观认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况，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提出“跟踪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并推动其形成社会共识，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按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组织科技活动，有所为，有所不为。

科学学是科学，“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和发展科学学^[33]”。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源自科学的社会运行，社会运行受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科技活动取决于科学家个体认知水平和过程。集体行动的逻辑和认知的过程存在客观规律，只有遵循无私利性原则才可能发现。科学学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弘扬科学精神，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态度探求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5.2  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开启中国改革进程的必要条件，解放思想始于“科学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举国上下讨论“迎接新技术革命”，促使中国民众意识到科技对社会进步的关键性作用。这极大地解放了中国民众的思想，全社会得以“睁眼看世界”，进而激发抓住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热情。从而将社会认识由“拨乱反正”进一步发展为“解放思想”。

科技创新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34]。随着中国科技发展即将由“跟跑”转向步入“并跑”阶段，中国科学学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以更有力地促进科技发展。尊重科学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进一步深入嵌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同时立足中国科技发展的特有情境，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强化独创性。弘扬合理怀疑的科学精神，鼓励突破科学范式，主动引导科学革命发生。

(本文撰写过程中先后专访了李秀果、赵文彦、阮祖启三位先生，向三位受访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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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arly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of science" in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form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science of science is mark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S&T policy in 1982. This proces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tudying this process will help to discover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science of science.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witnesses, in-depth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early research in Chinese science of sc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early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of science reflects two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is, focusing on the problems that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solved to introduce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system. The system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Bernal's scientific research thought and forms a research paradigm.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oves that adhering to Bernal's tradition, carrying forward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further emancipating the mind ar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 science of science;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Bernal

中国科学学学科建制早期形成过程研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