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矿床学家，在一生中都会有两个夙愿：要不在成矿理论上有所创新，要不在实地工作中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矿产资源，二者足其一，今生无憾事，矗立于山巅，也会感觉山泉汀淙为之演奏悦耳的音乐，山花烂漫为之散发扑鼻的香气。我想Murray W.Hitzman，无愧于这样的赞美之词，因为一方面他提出了具有重要成矿理论意义的IOCG（Iron Oxide Copper Gold ore deposits）矿床类型，另一方面他津津乐道、洋洋得意于在爱尔兰发现了Lisheen Pb-Zn矿床。在回忆Hitzman的过去前，我突然感觉到风餐露宿、沐风栉雨、“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野外生活，“荷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荷花对淤泥的一种亵渎，地质工作者即使有再大的成就，也是吸天地之精华、得日月之光辉长期酝酿的结果。

Hitzman出生于地质世家，他的爷爷Murray Neumann是一名优秀的石油地质学家，参与发现了许多在Oklahoma的油田，勘探带来的刺激的快感以及对野外岩石的观察与理解深深地植入了Hitzman幼小的心灵。他的爸爸Donald Hitzman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微生物学家，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应用科学研究以及优质的实验过程及结果像蛋白一样激活了Hitzman的血液，“两种流体”的混合演化奠定了Hitzman一生事业的基础。然而即使长期“暴露”于地质的空气中，Hitzman的挚爱确是研究人类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人类学，因此长大进入历史悠久、治学严谨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后，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人类学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他有幸参加了地球科学系的野外实践工作，对地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选修了Chuck Drake的大地构造学课程，Chuck曾经在Lamont参与了验证海底扩张理论的工作，因此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了这段令人兴奋着迷的往事，Hitzman深深地被迷住了，他先后在New England、El Salvador和Guatemala参加了野外填图工作，顺理成章他又学习了地质学。在1976年本科毕业时，Hitzman获得了人类学与地质学的双学位。

本科毕业后，Hitzman像唐僧一样踟蹰西行，在Yerington矿上获得了一份为Anaconda公司打工的暑期工作，他和另外两名地质人员一起住在废石堆旁的拖车里，负责矿山的地质填图，想通过中国危机矿山常用的“探边摸底”方法发现矿山附近潜在的铜矿资源。这期间，John Profett和Macro Einaudi来到矿山做研究，Hitzman认识到，他应该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

                                         Hitzman（来自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网站）

   离开Anaconda公司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在那里他和一群研究变质岩和经济地质的家伙一起工作，对岩石学有了更为专业的认识，能够在野外详细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岩石学内容。当Hitzman发现John Profett在研究北阿拉斯加Brooks Range中的发生变质的块状硫化物带时，他觉得他也应该参加这项工作。他还说服了Anaconda公司雇用他为野外地质学家，支持他在Ambler district的硕士论文研究工作，所有这些最终都梦想成真。他的任务之一是和John一起在南阿拉斯加调查填图。他们坐在小船里，每天早晨去填另一个水流的入口，当潮水高涨时，得马上回到船上，比较地图，讨论原因。假以时日，Hitzman填图技术大涨，已经能够“阅读”岩石和构造了。

1978年硕士毕业后，John等鼓励Hitzman读Macro Einaudi的博士。Hitzman向斯坦福大学递了申请，并得到了Macro的答复，但是被告之因为他学生太多，Hitzman得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但是Hitzman忽视了Macro的告诫，而是在导师一栏直接填上了Macro的名字，Macro并没有说什么，就这样Hitzman成了Macro的学生。斯坦福是个迷人的地方，有许多卓有成就的教授，也有许多活力四射的学生。

1983年获得博士文凭后，Hitzman离开了斯坦福，他本想回到Anaconda工作，但是那时Anaconda已经日暮西山，奄奄一息，最终Hitzman选择了Chevron（雪佛龙）公司。在这里，Hitzman的才能得以施展，公司允许他全世界四处辗转，勘探不同的矿床类型。他说服公司去欧洲勘探，1984年作为欧洲项目的经理他到了爱尔兰，他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天天以Dr Pepper和香蕉度日。金在爱尔兰西部被发现导致了一股淘金热，自从1970年Navan Pb-Zn矿被发现后，没有新的贱金属矿床被发现，因此许多矿业公司都转变了找贱金属矿的思想。但是Hitzman坚持己见，仍然固执地以找贱金属为主要目标。他的周末都是在Abbeytown, County Sligo等1950s发现Pb-Zn矿的地方度过的，并最终得出结论Abbeytown地区的Pb-Zn矿是交代成因的MVT型，而非火山沉积成因的SEDEX型。

1986年，ARCON（Conroy Petroleum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mpany）公司发现了Galmoy Pb-Zn矿床，Hitzman立即做出决定把靶区转向Galmoy东北，到1989年几个项目都失败了，预算也逐日消减，Dr Pepper倒是渐多。正是在这萧条、沉寂时刻，Lisheen Pb-Zn矿在1990年被发现了，矿石有2100万吨，Zn品位13%，Pb品位2%,还有29g/t的Ag，是20世纪欧洲最后25年所发现的两个最大的Pb-Zn矿床之一。常常地在一天的工作后，他从都伯林的办公室驱车3个小时去Lisheen矿床，检查钻孔的见矿情况等，他的热情真的就像“沙漠里的火”，他开车在路上的情形也让我经常想到“lemon tree”这首歌曲。1992年公司给他颁发了“Chairman Award”，表彰他在找矿勘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性、创造性和冒险性”。

然而，Lisheen并不是Hitzman在爱尔兰最大的发现，最大的发现是Maeve boland。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个矿床的名字，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一个爱尔兰地质调查局女地质学家的名字，也是Hitzman夫人的名字。他们1992年结婚后一年就离开了爱尔兰，飞赴华盛顿。

在华盛顿的前两年半的时间内，Hitzman主要在一些与政府有关的部门里从事政策计划、预算分析等工作，然而以往所培育所展现的对地质和矿床的热情并没有在繁琐的办公室事物中淹没，1996年，他去了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成了一名教授，开始专业做起了科学研究，样品来自赞比亚铜矿带、智利安第斯山脉斑岩型铜矿、卡林型金矿、阿拉斯加VMS矿床等，并在在三大洲、七个国家培养了许多研究生。

和Hitzman一起工作的都知道他喜欢在野外“跳舞”，当然他的舞姿比起杨丽萍来要差了很多，但是杨丽萍不懂地质，而他可以挥舞着手臂、弹跳着双脚，夸夸其谈地解释着地质概念、描述着地质事实，这得到了他的学生的热爱。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自从半理论、半实践、误打误撞、一再坚持发现Olympic Dam这个爷爷矿床以来，在其周围又发现了许多与此类型相似的儿子、孙子矿床，并且延伸到南美洲及世界各地。Olympic Dam矿床的发现是经济地质史上一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因为含有Cu、Au、U、Ree等矿物，其储量巨大，一直受到研究者和勘探者的厚爱。Hitzman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IOCG这一矿床类型概念，与斑岩型矿床相近、相似但又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已经广为世界上的研究者所认可。但是在一些经典的矿床学书籍中，还没有对这种矿床类型单独的阐述，而且对其成因的认识也争论颇多。中国四川的拉拉铜矿也被认为属于这一类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鄱阳湖、洞庭湖因为有长江的水流出入，所以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淡水湖，而青海湖因为只有流进没有流出，则成了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总之流动可以保持流水、血液新鲜，否则死水微澜，难有生气。Hitzman一生在无数个地方工作过，对经济地质保持了极大的热情，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他身边有一批优秀的人才，使他学到了岩石、构造野外识别描述的真本领，所以做起地质才会得心应手、信心十足。而我们国家现在在学校很少教学生学这些最基本的地质知识了，好多学生不会素描、不会填图、貌似学着经济地质领域最高级的理论，实则只是带着美丽帽子的太监。在一线工作的缺乏理论，室内工作的理论一大堆，但是野外经验又欠缺，浮华的如同泡沫，看起来很漂亮，实则什么都没有。以其目前态势而言，发现奥林匹克坝那样的矿床恐怕200年内也不会出现。关键就是缺乏全面的野外观察、翔实的室内研究，没有自己独到新颖的见解，都是跟着老外的屁股在跑啊跑。中国以往发现的矿床都成了领导高瞻远瞩、精心谋划的结果，而忽略了发现矿床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对下步发现矿床毫无借鉴指导意义。白春礼院士对地质学的总结最为精辟：以地质学为例，目前的研究工作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