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国学对科学创新的启示之一

两千多年前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就是探寻真善美，就是创新创造。

2014年第一次在湖南大学由研究生院和电气与信息院组织

做了“国学对科学创新的启示”报告，中国科学报、科学网、军事网等大型媒体都做了专题的报道，又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百年争论的重新争论和反思。本文就是该报告的原稿。

有些人谈起古代先进的科学思想“言必古希腊”，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哲学家和教育家都论述了开放创新的思想，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否则中国古代的科技和艺术不可能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以儒家来说，孔孟之道也非仅仅是中庸之道，它包含了丰富开放的科学精神。《论语•子甲》中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保守、固步自封的科学态度。对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细之，明辩之，笃行之”  ，其中的“问” 是一种怀疑的态度，“ 辩”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行” 是一种实验或者付诸实践的行为。不妨反思一下，这些论述对克服现在学术界还存在的浮躁作风，如否定中华医学、学术造假，从而对我们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也大力提倡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孔子说，“疑是思之始，学之端。”有了怀疑，才可能有思考和分析，怀疑是批判性思维的发端。孔子还提倡，君子有九思，“见思明，听思聪，疑思问，岔思难…。”这疑思问，岔思难都是思考过程中的怀疑。孟子更是斩钉截铁的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朱熹精思归约“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提出，“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陆九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小进，大疑则大进”。他们都大力提倡在治学中的怀疑精神，而且还论证了从有疑到无疑二者的辩证关系。从有疑到无疑，一种情况是疑问得到了解答，另一种情况是找到了一种创新的途径解决了原来的疑问，“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一种情况是疑问得到了解答，另一种情况是找到了一种创新的途径解决了原来的疑问，”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司马迁把怀疑批判精神提升到超群的品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在于造就具有批判性思维，凡事都追求出类拔萃的人才。”欧、美国家的很多大学已经把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列为必修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等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性思维，近年来也将其提到我国的教育日程上。

从科学史的角度考察，批判性思维是促进科学发展一种动力，

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批判中诞生的。

对燃素说的怀疑，拉瓦锡提出氧化学说 ，才拉开了化学革命的序幕。

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是对亚里士多德宇宙不变说的批判而诞生的。以后相继提出宇宙大爆炸、宇宙膨胀、黑洞等宇宙学说的百花齐放。

伽里略的自由落体和牛顿的三大定律力学是对亚里士多德力学批判中诞生。

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是对盖伦人体结构的批判。从此奠定了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

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的非欧几何是对欧几里得几何的批判和突破而诞生的。

爱因斯坦对以太学说的批判提出了光速不变论，并创建了广义相对论。

司马迁把怀疑批判精神提升到超群的品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在于造就具有批判性思维，凡事都追求出类拔萃的人才。”欧、美国家的很多大学已经把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列为必修课。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关于民本主义的论述对当今发扬民主包括学术民主和科学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批判性思维与科学

批判性思维译自英语critical thinking，它是西方哲学的精髓。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发现共产主义社会新世界。马克思的这句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革故鼎新。如果用革故鼎新来解释批判性思维：对于现实的存在不盲目的跟进，通过思考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去伪存真的处理，这是革故；然后建立新的更接近真理的思想理论，这是鼎新。

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也大力提倡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孔子说，“疑是思之始，学之端。”有了怀疑，才可能有思考和分析，怀疑是批判性思维的发端。孔子还提倡，君子有九思，“见思明，听思聪，疑思问，岔思难…。”这疑思问，岔思难都是思考过程中的怀疑。孟子更是斩钉截铁的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朱熹精思归约“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提出，“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陆九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小进，大疑则大进“。他们都大力提倡在治学中的怀疑精神，而且还论证了从有疑到无疑二者的辩证关系。从有疑到无疑，

   可见，批判性思维也是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孔子除了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有很多的论述以外，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方面还具有求真的科学精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兴焉，天何言哉”；而诗人屈原的长诗《天问》对天提出170多个问题。中国古代，天作为最高神灵存在于人们的心目。孔子和屈原对于最高神灵的天的怀疑和批判体现了大无畏的科学求真精神。此可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科学求真精神与真理观是密切相联系的。孔子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当仁不让于师”，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没有绝对权威。

明代哲学家颜元“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不要随声附和，掌握真理不在于人的多寡，而在于对是非的分析判断，有时掌握真理的是少数人。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 而颜元提出“书本上所穷理，亦有舛谬不实。朱子却自认甚真，天下书生遂奉为不易之理，甚可异也”, 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们都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把书本知识一概视为真理，当做教条，提倡批判精神。明代李贽认为真理是与非的价值标准有时代性“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以上这些论述都归结为真理是变化的，提倡大胆怀疑、科学批判的治学态度，这是具备科学创新精神最基本的素质。

中国古代刘徽、祖冲之、朱载堉等等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

刘徽是三国时代的魏国人，平民，家境贫寒自幼热爱并研习数学。富于批判创新精神，成年后他在数学的许多问题上的创新成果是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终身未仕而献身于数学研究事业，人称布衣数学家。他的数学著作书籍很多，其中以《九章算术注》最为重要。

道家创造始人老子“精确兮模糊所依，模糊兮精确所伏”“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一系列关于辩证法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宝贵的自然辩证法。

墨子既是思想家又是科学家,“巧传则求其故”“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创新中追求真理、在自然界中追求真理、在各种思想理论中追求真理；其“志行，为也“在实践中追求真理；他的”大故“”小故“等逻辑论辩的方法，在现代数学和其它基础科学中也是不能或缺的论证推理的方法。

虽然从秦、汉开始由于统治者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政策，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被压抑。但历朝历代仍然有很多思想家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很多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进行创造过程中的大胆怀疑，、科学批判以及克服险阻的精神都是国学的宝贵财富，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创造具有长远重要的启示作用。

先秦时代的孔子就提出“当仁不让于师”，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有异曲同工之妙，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没有绝对权威。

孔子还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如果能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样的人就能当老师了；“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如果在求知的过程中，不能举一反三，一再重复去学习认知是没有必要的。举一反三应该是一种重要而基础的创新方法，由此可见，孔子把老师和学生创新的能力和方法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中国历朝历代的哲学中蕴藏着丰富的创新思想，还可以从很多古代文学作品中学习和提高我们创新文化的素养。屈原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这一声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天问》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又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篇诗性的科学论文；既体现了屈原大胆的创造精神，又充溢着科学的理性之光。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古代或现代都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去创造去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