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James P. Allison教授（70岁）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Tasuku Honjo（本庶佑，76岁）荣获2018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发现抑制免疫负调节的癌症疗法。

和所有的年份一样，今年揭晓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必定会引起国内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大阵骚动，这已是一成不变的钢例。因为今年的获奖者中又有日本人，这使得在漫天飞舞的网络帖子中平添几分复杂的民族情绪，说是酸溜溜心态怕也不过分。

说来说去，作者们基本上都会将槽点集中到科技管理体制有缺陷这个老问题上，认为这是掣肘我国科学技术创新性的元凶。这么说貌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总觉得说不到点子上。那么，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是好的？再好的体制，如果大部分人不遵守，那还能继续好吗？一种体制出台或者改动之后，相当多的人不踏实做好手头的日常事，反而琢磨如何利用体制的漏洞，能指望更好的体制t.i.d地出现来为你服务吗？

 

关于科研项目的管理，所有的部委都依靠专家评议和评审，作为评委的那部分人来自全国专家队伍，而且年年都更换一部分新人。你能说这种体制不好吗？关键在于，一些评委并没有严谨对待评审工作，导致少数不实际从事一线研究工作的人拿到了项目。这种现象不正是咱们广大科技工作者习以为常并普遍接受的事实吗？你之所以抱怨的首要原因，可能只在于你还没有拿到项目是吧？如果你运作到手了，还会出声吗？如果你看到本单位一个不该拿到的人拿到了，会公开质疑吗？还是以相类似的妙招来年智取？

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一抓就死，就不出活，说没法子开展工作了；一放就乱，什么来路的报账都能有出处。单单从网上揭露的出事个案，就能感觉到里面的水不是一般的深。

关于科学论文的发表，有不少人都在痛骂SCI和影响因子，口口声声说这货是造成目前学术界呈现大规模浮躁心态的罪魁祸首。这么说符合事实吗？以前不浮躁吗？不浮躁哪来大跃进？另一方面以呼吸界为例，2003年非典之前没有SCI一说，中国全部的呼吸科医生1949年～2003年在境外英文杂志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不足10篇，现在绝大多数大学教学医院的呼吸科一年发表的论文就不止这个数目。不足10篇这个数字绝非空穴来风，任何人在Medline敲三四下就豁然开朗。想说的是，不正是因为过去15年来普遍重视论文的发表，才推动了我国呼吸医学得以较以往更大的步伐发展吗？

有时候左，左了就拨正，一拨就右。不管是左还是右，总有一部分人拿到了经费，总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对吧？这么多年过去，成绩呢？做不好就将原因推给体制不好，推给单位领导不支持。一两个人这么做不奇怪，但如果这么做的人超过半数，还是体制的事吗？

 

体制是什么？体制是人们为维护秩序而制定来约束所有人言行的制度以及尊重制度的人们。譬如说，红绿灯是管理城市街道交通最合理的一种体制，不惩戒闯红灯的人而指责绿灯时程太短，显然无助于解决路口的混乱。问题在于，总有一小些人享有特权而不需要看红绿灯走路。此外，真要处理不受体制约束的人，这些人就会群体闹事，于是又不敢严管了。所以说，街头乱象不是红绿灯本身能够解决的事。

在某一个单位里，我们老是在背地里吐槽个别领导搞一言堂耍官威。他能成功地耍出官威，不正是咱们这些酒后都很义正辞严的广大职工吹吹拍拍哄抬出来的吗？这种官威不正是我们习以为正常的吗？咱们要是谁都不在乎，官威摆给谁看去？同理，科研管理体制再不合理，有谁不许你申报项目吗？你要是愿意埋头做一些临床研究的话，有谁不许你动手吗？有谁不许你发表论文吗？有谁嫉妒你了吗？要是有人想霸占你的劳动成功，你反抗了吗？

 

一个人做不成事的原因，只能是那个人没有脚踏实地做事；一个集体做不成事的原因，只能是那个集体本来就没有成事的群体基础，真跟体制没有关系，因为体制是集体认可和接受的。如果创新性与体制有关，台湾、香港、以及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早该拿出些许重要的科学成就来才对。我坚持认为，咱们整体的思维方式需要反思，现在到了应该倚重基于数据的现代科学观念的时候。

本文是我看到今天一些文章之后产生的感慨，可能不正确。特别强调，这么说不在于暗示我本人已经做成了什么事，纯粹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在思索一些社会问题。作为事实，我迄今一事无成，但越来越倾向于不将失败的理由归咎于任何外在因素，只怪自己性格有缺陷和工作不努力。

最后，还是忍不住说出“传统文化劣根性”这个碰不得的敏感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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