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
童慶炳﹕學者的初心 精选
2017-12-19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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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童慶炳﹕學者的初心

童慶炳﹕學者的初心

推荐赵勇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2月19日发布

    【按:童庆炳先生是我半个世纪来的挚友,也是我早年工作在一起的同事和一个党支部的同志,记得那是1960-1963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文科科研部门。直接从中文、历史系调我们来这里,并具体领导我们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时任党委常务、兼任学校文科副教务处长、党委科研部部长的长征老干部方铭同志(她也是胡乔木同志的亲妹妹),这段经历迄今难以忘怀,因为我们不仅接触了太多当年北师大乃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信息,也深受她的不忘初心的熏陶。相信这段经历对于老童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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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8 04:40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述往】

編者按

  在北京師範大學趙勇教授的記憶之中﹐恩師童慶炳先生學識淵博﹑不忘初心﹑率先垂範﹑立德樹人﹐是一位真正的學界楷模。作為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界的領軍人物﹐童慶炳在文學審美論﹑文藝心理學﹑文學文體學﹑文化詩學﹑中國古代美學﹑《文心雕龍》研究等領域均有重大建樹。他帶領一批中青年學者﹐砥礪奮發﹐致力於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為中國文藝學的體系建設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學科體系同教材體系密不可分﹐童慶炳主編的多種文學理論教材(尤其是《文學理論教程》)被全國高校廣泛使用﹐充分發揮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要的育人功能﹐在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童慶炳先生去世之後﹐我已寫過多篇關於他的文章﹐但時至今日﹐他在學術層面的成就還幾未觸及。不是不想寫﹐而是覺得這一塊分量太重﹐我還沒有準備好。在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我祗能講述一些童老師治學方面的故事片斷﹐也權且把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寫在這裡。

   2011年3月﹐童慶炳給北師大本科生授課。資料圖片

  人生抉擇

  童老師晚年常常會講起一件往事。

  那是1984年﹐童老師從北師大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擔任了研究生院副院長。一年之後﹐他開始面臨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先是校方﹐隨後又是相關部委﹐均有意讓他擔任要職。但這兩次機會都被他拒絕了。1986年﹐一個更大的機遇又不期而至。當時﹐相關部委在全國物色人選﹐又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裡進行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均是童老師名列前茅。於是﹐又有人登門相勸﹐但來者還是被童老師的一句話輕輕地拒絕了。

  關於拒絕的原因﹐童老師也曾多次與我們談起﹐在即將出版的《童慶炳口述歷史》中﹐有這樣鄭重的表述﹕“我為什麼不願意呢﹖說老實話﹐我當時沒有把我的思想亮給他們。就是講﹐如果我走當官那條路的話﹐也許我會得到很多利益。但是我就把學問丟了﹐把學生丟了。這是我不願意的主要原因。”

  以我對童老師的瞭解﹐我相信﹐這就是他的真實想法。或者是﹐當他在學術之路上長期跋涉也把學問做到一種境界之後﹐他已經有了呈現真實想法的底氣。他後來的成就照亮了他當初的選擇。

  這件往事常常會讓我心生感慨。那個時候﹐童老師正是50歲上下的年紀﹐祗要他點個頭﹐仕途便是一片光明。而且﹐以我多年的觀察和體會﹐他也確實是個難得的帥才──站得高﹐看得遠﹔重情誼﹐講原則﹔胸懷博大﹐足智多帧欢o在那個從政還是治學的關鍵時刻﹐他卻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

  在許多人看來﹐這種做法或許“很傻很天真”﹐但我卻以為﹐這就是童老師的“不忘初心”。記得德國思想家費希特說過﹕“聽從這呼聲﹐忠绽蠈嵉丞p無拘無束地﹑無所畏懼地﹑不假思索地服從這呼聲﹐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沒有真理﹑沒有意義的空洞遊戲了。某種事情之所以必須做﹐純粹是由於它必須做﹔這就是在我所處的這種情況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為了做這種事情而生存的﹐並且僅僅是為了做這種事情而生存的﹔為了認識它﹐我有知性﹔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論學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費希特的這番說法完美地詮釋了童老師的選擇。

  為了徹底回到學術崗位﹐1989年元旦那天﹐童老師遞交辭呈﹐主動去職(研究生院副院長)﹐當上了一名普通教師﹐專心做起了學問。

  由此我便想到﹐當我們考察一位學者的學術人格時﹐必須把他對學術的信仰﹑追求﹑忠貞和投入程度以及獻身精神考慮進來。由此觀之﹐童老師的學術人格無疑是純粹﹑堅實而強大的﹐因為他早就明白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思維方法

  在從政與治學之間﹐童老師顯然是“非此即彼”。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他卻是魚和熊掌的“得兼”論者。用他的話說﹐就是要“亦此亦彼”。

  實際上﹐“亦此亦彼”並非童老師的發明﹐而是他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鍍亮了恩格斯的一個說法。童老師曾經回憶道﹐“文革”時有所謂的“天天讀”﹐而所讀的書則是《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時﹐他因缺乏專門知識﹐讀不大懂。“但因為看的遍數多了﹐其中一些具有啟發性的思想﹐後來對我的學術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恩格斯在書中提出對於某些問題的理解﹐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亦此亦彼’。這是一種思考問題的重要方法﹐我不但記住了它﹐而且後來看問題﹐就往往採用‘亦此亦彼’的方法。”(《又見遠山 又見遠山﹕童慶炳散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打開《自然辯證法》﹐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其中的相關論述。恩格斯認為﹕舊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遵循的是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而辯證的思維方法則“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使對立通過中介相聯繫﹔這樣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童老師把這一思維方法拿過來﹐活學活用﹐其學術思考也就呈現出一種豐富性和柔韌性。

  舉個例子。“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張力”是童老師晚年提出的一個理論命題。所謂歷史理性﹐是人們對全面促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進步力量的肯定性評價。在此意義上﹐經濟大發展無疑是歷史理性中的重要內容。然而﹐因為發展經濟﹐又帶來了環境污染﹑貪污腐敗﹑拜金主義乃至種種社會問題﹐於是又有了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以人文主義為價值立場﹐強調的是對人和人的尊嚴的肯定。童老師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許多作品﹐要不偏向于歷史理性﹐要不倚重於人文關懷﹐實際上是把許多問題簡單化了。優秀的作家作品應該像蘇聯作家拉斯普京的《告別馬焦拉》那樣﹐徘徊于“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之間﹐祗有這樣﹐作品才有看頭﹐文學才有奔頭。

  於是﹐童老師向作家大聲疾呼﹕“作家們﹐你是選擇‘歷史理性’還是選擇‘人文關懷’﹖我的忠告是﹐你們千萬不要陷入這種‘選擇’的泥潭中。”“真正的文學家決不在這兩者中選擇﹐他的取向應是‘人文-歷史’的雙重張力。他既要順應歷史潮流﹐促進歷史進步﹐同時他們又是專門在人的情感領域耕耘的人﹐他們更要有人的良知﹑道義和尊嚴﹐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藝術地體現出來。如果說歷史理性是‘熊掌’﹐人文關懷是‘魚’的話﹐那麼在作家這裡這兩者都要。”(《在歷史與人文之間徘徊﹕童慶炳文學專題論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這是“亦此亦彼”思維方法的典型例證。童老師把這一方法貫穿在所有思考中﹐他的學術研究因此也就變得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了。

  研究路徑

  “亦此亦彼”是童老師的思維方法﹐落實到學術研究中就形成了一種治學路徑﹕將矛盾提昇為原理。

  1986年﹐童老師申請到了國家“七五”社科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心理學美學)研究。在帶著研究生做課題的同時﹐他也開始了自己的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研究。然而﹐當他開啟“亦此亦彼”的思維方法時﹐卻發現創作心理活動矛盾重重﹕審美知覺既是無關功利的﹐又是有關功利的﹐既是對現實的超越﹐又要受現實的制約﹔審美情感既是藝術家自我的情感﹐又是人類的情感概念﹐既是內容情感﹐又是與之相對抗的形式的情感﹔審美想象既具有主觀意向性﹐又具有客觀邏輯性……

  這一對對矛盾與衝突起初讓童老師感到困惑﹐又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童老師翻閱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的一本書﹕《嚴密自然科學基礎近年來的變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忽然被其中的一段論述“擊中”了。海森堡說﹕“在物理學發展的各個時期﹐凡是由於出現上述這種原因而對以實驗為基礎的事實不能提出一個邏輯無可指責的描述的時刻﹐推動事物前進的最富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往往把現在所發現的矛盾提昇為原理。這也就是說﹐試圖把這個矛盾納入理論的基本假說之中而為科學知識開拓新的領域。”

  讀到這段文字時﹐童老師大喜過望﹐異常激動地說﹕“這簡直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突然遇到了一道金光﹐它是那樣的耀眼。它給我的啟發太大了。如果說這本書中主要的章節多少有些新穎﹑獨到之處的話﹐那麼這都要歸功于海森堡和他這段話。”(《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以我的理解﹐童老師能從海森堡那裡獲得靈感與啟發﹐一是他在“亦此亦彼”的諸多現象中徘徊既久﹐所謂長期積累﹐偶然得之﹔二是他也得益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方法論熱”的歷史氛圍。那個年代﹐文學﹑美學研究者紛紛向“老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協同論﹑突變論)尋求方法論資源﹐我記得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一譯“不確定性原理”)就異常火爆。童老師能去讀海森堡的書﹐估計既是啟獲新知﹐又是慕其名氣。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說﹐“方法論”雖也開了點腦洞﹐換了些視角﹐卻畢竟是雨過地皮濕﹐並未修成正果。而童老師的這一發現﹐卻讓他取到了“方法論”真經。因為在其後的許多年裡﹐無論他思考何種問題﹐晃動的似乎都是“將矛盾提昇為原理”的理論武器﹐仿佛林沖手中的丈八蛇矛﹐用得真是得心應手。

  從“亦此亦彼”到“將矛盾提昇為原理”﹐既是童老師的治學之道﹐很可能也是許多學者的一種選擇。因為許多理論家做了一輩子研究﹐最後能夠留下來的也就是一兩個“原理”性的命題。於是﹐我們提起阿恩海姆﹐立刻會想到“異質同構”﹔說起克萊夫‧貝爾﹐馬上會出現“有意味的形式”﹔面對薩特﹐“他人即地獄”會浮現在眼前﹔琢磨阿多諾﹐耳邊又會響起他的警鐘長鳴﹕“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我不敢說童老師已進入到上述理論家的譜系之中﹐但至少﹐他已在向著這個目標努力了。而他努力的方向﹐也應該是我輩學人奮鬥的目標。

  晚年反思

  2012年前半年﹐童老師應出版社之約﹐編出了自己的一本自選集。集子編完後﹐他又寫出一篇萬字長文──《我的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之旅》﹐作為這本書的序言。寫到結尾處時﹐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出現了﹕“新時期過去了三十餘年﹐轉瞬之間﹐我已從中年邁入晚年。我從審美詩學起步﹐經過了心理詩學﹑文體詩學和比較詩學的跋涉﹐最後一站來到文化詩學。這就是我的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之旅。回顧所走過的路﹐總覺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遺憾太多﹐論文和著作的質量不能令人滿意。我清楚知道﹐我離我的學術研究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樣達到那種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將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麼來補救了。遺憾將陪伴上天留給我的日子。”(《從審美詩學到文化詩學﹕童慶炳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我之所以把這段文字完整抄錄如上﹐是想呈現童老師唸叨“單元論”的具體語境。記得那是2013年12月26日﹐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年終總結會在那天下午進行。臨到童老師發言時﹐他說﹕我今天計劃講“兩論”﹐一是“體制論”﹐二是“單元論”。什麼是“單元論”呢﹖人生實際上是按單元來過的﹐十年一個單元。從做學問的角度講﹐一個人一生大概有五個單元﹐好的話有六七個單元。這個道理是從我自己的經歷中悟到的﹕1989年我辭去研究生院副院長﹐回到教研室﹐專心做研究和搞學科建設﹐用十年時間把我們的文藝學學科建成了國家的重點研究基地﹐所以對於我來說﹐1990年─2000年﹐這是其中的一個單元。一個學者在某個單元中祗能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去研究一個人﹐思考一個問題。祗有抓住他(它)不放﹐你才能把他(它)做到極緻﹐成為這一領域的專家。我雖然也研究了一番《文心雕龍》﹐花了不少時間﹐但十年中卻並沒有把它研究到極緻﹐沒有成為這個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為什麼呢﹖因為我的興趣太泛了﹐一會兒我研究文體詩學﹐一會兒又去研究文化詩學﹐興趣很容易轉移……

  說實在話﹐這番自責之辭還是讓我很受震動的。“十年磨一劍”的道理其實大家都懂﹐所以﹐它在我們這裡已了無新意﹐也無法引起我們的重視。童老師用“單元”重新命名﹐換了一種說法﹐一下子就讓這個道理有了一種陌生化效果。

  因為對自己不滿意﹐童老師悟出了這個道理﹔又因為他要讓後來者引以為戒﹐他又用“單元論”名之﹐以使它更醒目﹐更刺耳。至少﹐在我這裡﹐當時就有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之感。心中不禁暗叫一聲﹕哎呀﹐童老師這不是在批評我嗎﹖於是我開始“痛說”自身經歷﹕我這個人太笨﹐整個20世紀90年代﹐我用了一個單元的時間才考了個博士……

  那時候﹐距離童老師的突然辭世祗有一年半的時間了。就在那段時間裡﹐“單元論”成了他大小場合反復講述的話題。例如﹐2014年3月26日晚﹐童老師為文藝學專業的碩﹑博士生做了一次講座﹕《漫談文學理論的學術研究》。他以韓兆琦研究了一輩子《史記》﹑馮天瑜寫了本紮實的《“封建”考論》為例﹐繼續發揮著他的“單元論”說﹕做學問要像捉跳蚤那樣﹐一個指頭去摁才摁得住﹐如果滿把手去捉﹐跳蚤就逃之夭夭了。於是﹐我最後總結說﹕此前開會﹐童老師就詳細闡述過“單元論”﹐如今他又把自己的思考深化了一步﹐發明了一個“跳蚤論”。眾皆笑﹐童老師也樂得呵呵有聲。

  現在想來﹐無論是“單元論”還是“跳蚤論”﹐那裡面都融入了童老師自身的感受﹑體驗和富有詩性智慧的思考。他做了一輩子學問﹐留下了五百萬字的著作文章﹐卻一直謙遜﹑低調﹐讓我等晚生後學不敢有任何張狂的理由。我以為這也是一種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

趙勇﹐1963年生﹐山西晉城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專職研究員。兼任北京市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等。

不朽之盛事

  2014年秋冬之際﹐很可能是童老師平生狀態最差的時期。那一陣子﹐他的腦子確實出了點問題──張嘴忘詞﹐提筆忘字﹐思維遲鈍﹐語速更慢。他也跑了幾趟醫院﹐讓醫生幫其詳嗖∫颉5驮谶@種狀態下﹐他每天還要讀書寫作﹐力爭讓他的《文心雕龍》研究有一個大團圓結局。他跟我說過﹐坐在電腦前﹐他經常是精神渙散﹐哈欠連連﹐犯困﹐打盹兒﹐有時甚至會睡過去﹐但醒來之後還得接著工作﹐效率很低。每每想到這幕情景﹐我就覺得心酸﹐也覺得有些悲壯。也許﹐那時的童老師已意識到什麼﹐他在與死神賽跑﹐也在挑戰生命的極限。套用以前的一個說法﹐他確實是戰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資料圖片

  至年底﹐他終於把十卷文稿理順了﹐也差不多補齊了。但交到出版社後﹐他依然不放心﹐便又在今年春節期間修補一番﹐重新提交一遍電子版。大概祗是到那時候﹐他才算是鬆了口氣﹐也了卻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樁心事。

  童老師看重這十卷本文集﹐那固然是他一輩子思考的結晶﹐但又何嘗不是一個學者畢生追求的東西﹖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典論‧論文》)如今﹐把文章上昇到“經國之大業”的高度或許已顯得迂腐﹐但“不朽之盛事”卻很可能還是許多舞文弄墨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情結。因為誰都知道﹐在生命終止之處﹐文字可以再度出發﹐那是生命的延續﹐也是薪盡火傳的主要通道。

  童老師的文集也是他為自己準備的生日禮物。他跟我說過﹕“等過八十歲生日時﹐這套文集也面世了﹐那麼我要為來賓﹑為學生每人準備一套書﹐送給他們。但十卷本文集又太沉了﹐不好帶走。所以我會讓他們留下地址﹐然後讓學生們幫忙﹐挨個兒給他們寄回去。”這番話是在2015年4月的某一天說的﹐那時候童老師並未想到他會先走一步﹐永遠失去“摩挲”這套文集的機會。每念及此﹐我就覺得造化弄人﹐心裡特別不是滋味。

  “在我的心目中﹐童老師是一個真正懂得文學﹑並能吃透文學諸多奧秘的人﹐於是文學在他那裡便能敞開﹑顯豁﹑透亮。唯其如此﹐他才能夠把來自自己閱讀﹑創作﹑生活感悟的經驗上昇為理論﹐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中去印證自己的經驗﹐最終提煉出某種文學規律。”(《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童慶炳先生對於中國當代作家的意義》﹐《南方文壇》2014年第1期)基於我的這一理解﹐我覺得在這十卷著作中﹐無論童老師是說中道西﹐還是談古論今﹐都可以看作一個深諳文學之理﹑審美之道的溫厚長者在與您圍爐夜話﹐侃侃而談。在他的娓娓道來中﹐在他掰開來揉碎式的講解中﹐理論不再顯得僵硬了﹐不再讓人頭疼發怵避之唯恐不及了﹐而是有了血肉﹐有了靈魂﹐有了溫度﹐有了丰采。如果去掉那些大而無當的溢美之詞讓我說句實在話﹐我更願意與讀者朋友分享我的這一感受。

  (摘自趙勇所寫《童慶炳文集》代後記﹐標題系編者所加)

 學人小傳

  童慶炳﹐1936年12月27日出生於福建省連城縣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1955年龍岩師範畢業後﹐被選送至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習﹐1958年留校工作。1963年─1965年﹑1967年─1970年分別被派往越南河內師範大學和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大學任教。留校之後﹐童慶炳曾在黃藥眠先生的指導下學習文藝理論。1983年﹐他協助黃藥眠申請到全國高校第一個文藝學博士點﹐並於1985年招收了全國第一批文藝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黃藥眠先生去世後﹐童慶炳帶領一批中青年學者﹐砥礪奮發﹐在十年中發起並完成了中西比較文論研究﹑心理美學研究﹑文體學研究等“四大戰役”﹐使北師大文藝學學科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之一﹐並擔任文藝學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晚年他在教學中強調“回歸原典”﹐在學術研究中倡導“文化詩學”﹐使其成為北師大文藝學學科的核心理念和理論方法。童慶炳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把上課當作“人生的節日”﹐僅培養的文學博士就有70餘人。1988年﹐他與魯迅文學院何鎮邦先生合作﹐開設“文藝學‧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為這個班講授《創作美學》課程﹐使莫言﹑余華﹑劉震雲﹑畢淑敏﹑遲子建﹑劉恪等一大批作家受益匪湬o並指導莫言﹑余華等作家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2015年6月14日﹐童慶炳在攀登金山嶺長城時因心髒病突發﹐與世長辭﹐享年80歲。2016年﹐《童慶炳文集》十卷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18日 16版)

[責任編輯:潘興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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