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位于山东一个普通的农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
我的爷爷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他小的时候正值清末北洋时期。虽时局动荡，国运多舛，但辛勤耕作，尚有薄田数亩，房屋数间，温饱不成问题。按照当时的标准，爷爷也只能算得上是有地之人，和常人眼中的“地主”相去甚远。
现今一提起“地主”，很多人会想到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那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坏蛋。其实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有地之人，获取土地靠得是勤劳。就拿我们家来说，一无人做官；二也无人经商，根本无法搞土地兼并。那个时期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爷爷一家省吃俭用，买田置地，日子渐渐富裕起来。爷爷算不上真正的地主，因为地不够多，也不曾雇人种地，全靠一家人辛苦老作。虽然艰辛，但日子尚可，因为那个时候勤劳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爷爷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学习不好，好像只读到百家姓。我小的时候，躺在床上，爷爷经常给我背百家姓，往往背到“江沈韩杨”就戛然而止。
爷爷经常讲他那个时期勤劳种地的光辉历史。他说那时我们村里有个懒人叫铁锤，他平日里懒散，不喜欢伺候庄稼，每到别家丰收的时候，他就抱怨自家的庄稼：“庄稼啊庄稼，我不用大粪臭你，也不用锄头锄你，戚戚牙给你挠痒儿，狗尾草为你遮阳，你说你为啥就是不长啊？”每次爷爷说到这里，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时候像铁锤这样游手好闲，不用心种地的，自然没有好收成，也就不会有余财来置办土地，遇到旱涝收成不好，只能去别家借粮，不久就沦为“无产阶级”了。
爷爷成家后赶上了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一辈子勤劳没有当上真正的地主，不曾想政府的一纸空文，爷爷一夜之间成为“地主”。那个时期地主要遭到批斗，同村的铁锤一下子翻身了，因为他是贫农，不仅分得我家地，还将我们家牛、家具分走。爷爷到死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只是感慨世道变了。成为地主后，爷爷被挂牌游街，平日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成为批斗的主力。爷爷不明白，平日里都是街坊邻居，为何突然间和仇人似的。
到了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吃食堂，实行工分考核制。由于我大伯和父亲当时年龄比较小，家里劳力有限，挣得工分少，本来就闹饥荒，加上层层克扣，生活举步维艰。当时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58年吃食堂，大官吃，小官拿，社员一尝，绝口粮！”此时，村子里铁锤晋升为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队长，好多家庭的命运都捏在他手里。生产队长属于典型的官不大权大，工分由他计算，劳动由他分配。那个时候爷爷没少受到责难。当年我们那边修马河水库和岩马水库，那时没有现代化机器设备，全靠人工挖掘。我们全村的男劳力几乎都去修水库，每天给点吃的，不给工资。我曾幼稚地问爷爷：“不去行吗？”爷爷告诉我： “谁敢，不去就是反革命！”当时口号就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社会主义大锅饭，谁要谈钱，谁反动！”。爷爷出河工，苦了奶奶，山高路远无口信，哭断肝肠人未来。最艰苦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吃得，爷爷准备把我小叔叔卖掉，换一筐地瓜干。由于奶奶坚决反对，才作罢。
由于爷爷是地主，对父亲的影响最大。父亲当时在村子里上学成绩非常突出，上完初中后要经过推荐才能上高中。经过班里六个小组的讨论，一致推荐我父亲去上高中。可是最后由于我家是地主，父亲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资格。下学后父亲去干泥瓦匠，这是个技术工种，父亲由学徒干起，慢慢成为师傅。那个时候泥瓦匠是分级的，父亲刚上手不久就被评为七级工，这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情，为此村里人给他取个外号“大拿”，类似于大师傅。那时父亲的工资是一天一元钱，干得不亦乐乎。父亲很听奶奶的话，挣得钱全部上交。相比之下 我大伯经常藏私房钱。后来父亲和同样成分的妈妈结婚了，有了姐姐和我。
为了养活全家，父亲要不停地挣钱，因为挣得全是辛苦钱，当时农村的说法叫“卖大个”挣淌汗的钱。父亲却乐此不彼，经常说挣淌汗的钱心里踏实。父亲要供我和姐姐上学，还要赡养爷爷奶奶，平日里极为节俭，我在《我的父亲下菜烂》一文中有所交代。记得父亲花得最大一笔钱是95年给爷爷看病。那之前大伯死于意外，父亲成为家中长子，自然负担最重。那时爷爷被诊断为食道癌，爸爸回到家后，一边喝酒，一边哭泣。擦干眼泪，父亲决定给爷爷动手术，前后花了5000多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那个年代没有医保也没有合作医疗，全是自费。随后不久，大概是02年吧，奶奶股骨头坏死，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9年的时候，爷爷走了，临终前他曾哀求奶奶带他到医院输再看看，哪怕输点液。奶奶忍住了，没有告诉父亲。爷爷就这样离开了！
父亲回想起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没让姐姐上学。姐姐初中毕业后考了一个技校，3年需要2万元。父亲反复考虑后没让姐姐去上，时至今日还在为此事后悔。
03年我考高中没有考上正榜，要上需要交6300元。父亲在母亲的坚持下，咬咬牙，把钱给我交了。事后由于心疼钱，老是在我面前唠叨：“人家正榜生不要钱，你得交钱。”我每当听到这声音，就如同梵音索命，浑身发麻。四年高中，我不敢丝毫携带，终于考上大学，可是又面临学费问题。我高三那年，父亲在工地上把脚摔伤了，留下后遗症，之后就不能像往常一样干活了，家里也断了主要的收入。07年，我去上大学从家里带走了6000元，包括学费和生活费。走得时候我依稀记得，父亲狠狠地告诫我“不好好上就不给你拿学费”。为了不想再问他要钱，我在学校勤工俭学，最多的时候同时干过三份兼职。从大二开始，我便得以自力更生。后来，我考了中科院的硕士、博士，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中科院不收学费，有补助，不用问家里要钱。
前不久，父亲查出肺癌晚期。幸运的是我提前有些准备。自从上本科之后，我就料想到某一天，父母生病需要用钱，我必须提前准备些。这么多年，我不曾风花雪月，也没有去旅游，耍朋友。不幸的是我的准备远远不够。很多人说农村有合作医疗，可以报销。实际情况是，常规的药物可以报销大部分，关键的药物无法报销。尽管如此，父亲的病情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癌细胞已经从肺部扩散到头部、肾上腺、胰腺、淋巴，无力回天，只能保守治疗。从父亲检查出病情到去世仅仅44天。如果父亲能每年体检一次，或许就不会是今天的结果。可是，他那么心疼钱，又怎么会……
父亲走了，劳苦一生也不曾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福祉！
为了逝去的先人，我要继续活着，努力地活着，可是高额的房价、医疗、教育，我的日子会比爷爷、父亲好过吗？
送走父亲，我陷入了无尽的沉思：勤劳不能致富，知识改变不了命运。可悲的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也看不到希望。可怕的不是不勤劳，而是勤劳依旧贫困。我问苍天，你何以如此？苍天不语！看不到光明，白昼也如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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