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博文已经介绍过，直到牛顿之前，哥白尼的“日心说”在科学上让人接受是说不通的。但历史已经证明，“日心说”比“地心说”要正确，如何在科学的发展中兼容哥白尼这样的学者就成了一个科学哲学上的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难免要回到“科学普遍分界标准”的问题上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可用同一个衡量科学成就的标准说明一切重大科学变化。但是，这些观点没有一个能清楚地可令人接受地说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所以优于地心论的任何合理根据。“分界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科学家及为数不少的科学哲学家否认会有一种正确的、普遍的分界标准或评价体系来判定“什么是科学理论”。

还有一种“分界”的观点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寻找普遍的合理性标准是乌托邦。要断定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伪科学的；什么理论较好，什么理论较差，只能有判例法，不能有成文法。裁决每一独立案子的是科学家们的陪审团，只要坚持科学自主和科学家陪审团自身的独立性，就不致铸成大错。也就是说大科学家们如哥白尼，对这类伟大的发现有着异于常人的嗅觉和不可言喻的灵感，即使没有证据也会坚持的先见之明,正是大科学家无法言传的鉴赏力创造了这场革命。

与此有相近看法的还有库恩。在库恩看来，对天文学家来说，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做最初的选择，只能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而要定义或辩论兴趣问题是再难不过的了。然而正如哥白尼革命本身所示，兴趣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    

库恩断定绝没有明确的标准能判定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优越，但科学名流们有着无法言传的“几何学和谐之耳”和对危机特别敏感的心灵，他们能区分出哪一种理论更好。然而，一涉及细节，看来库恩的论述跟分界主义者的论述一样摆脱不了困难。他不得不编造说，十六世纪时，按地心论的范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名流中间出现了一场社会-知识“危机”，然后人们便突然转向日心说了。如果这些是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那么哥白尼革命就不是一场科学革命，而是信仰革命。库恩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很失败的。

费耶阿本德则认为，分界主义者和权威决定论者的失败都是预料之中的。这位出色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领袖人物看来，托勒密体系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哥白尼体系是另一种信仰体系。地心说信奉者和日心说信奉者各行其事，最后，日心说信奉者赢得了一个宣传上的胜利。这里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有两种理论：日心说和地心说，二者都提供了可信的预测，但前者与当时地球物理学公认的定律和事实相矛盾。不能根据方法论的假定来相信新理论的胜利，因为任何这样的原则都不能在一个理论的初始阶段就保证它的正确性；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存在任何新事实的支持。因此，对日心说的接受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信仰问题。为什么人们接受日心说？和科学无关，靠的是伽利略的“诡计”和“能言善辩”  。

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个问题再无可多谈了。其实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比任何其他人的论述都难以反驳得多。实际上，我们也许到头来不得不承认哥白尼、开普勒及伽利略对日心论的接受以及日心论的胜利是无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兴趣的问题，是一个格式塔转换，或者是一个宣传上的胜利。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反对被费耶阿本德卷入一般文化相对主义，或被库恩卷入一般权威决定论。例如，按明显的客观标准，菲涅尔的光的波动论在1830年时显然比牛顿的微粒论优越，但菲涅尔最初采纳陈旧的波动观点显然是一个兴趣问题。这种问题解决不了，并不代表某些人的说法一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