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遗传学先驱谨慎地看到光明的未来

    阿诺·莫图尔斯基（Arno Motulsky）说，对于很多人期望基因组研究领域里出现众多奇迹而言，我们今天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还不够。

在科学家中，现年84岁的阿诺·莫图尔斯基（Arno Motulsky）被称为“药物基因组学之父”。1957年，莫图尔斯基博士（当时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医生兼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报道了两个药物与某些人类基因产生的酶有负的相互作用。莫图尔斯基博士很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在其他药物中也能出现。结果，他的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学术革命。莫图尔斯基博士是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大，二战时离开了欧洲，来到安全的美国。

问：1939年您和您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乘一艘远洋轮船从汉堡前往古巴，您到达古巴了吗？

答：我们到达了哈瓦那港。我们乘坐的轮船是圣路易斯号。古巴政府取消了大多数乘客——差不多一千个难民——的过境许可。我们无法上岸。

问：您那时一定很害怕。

答：那时我15岁。这个年龄的人是很容易保持乐观心态的。当时船上有很多老年人，他们过去在集中营呆过，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更清楚的认识。几天来，人们不断上诉，恳求美国政府接受我们。后来古巴人命令圣路易斯号离开哈瓦那港。我们的船长——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驾驶着这艘船沿佛罗里达海岸而上，希望事情能发生变化。你都能看见迈阿密（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半岛东海岸南端——译者注）了。但是最终，圣路易斯号还是返回了欧洲。我们一家得到比利时政府的收容。在布鲁塞尔呆了一年后，我们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是在我们离开前，比利时被德国军队占领了。

问：你们被拘留了吗？

答：是的。我先后被送往法国的几个集中营。尽管条件非常恶劣——饥饿、伤寒等困扰着我，但是我总是想方设法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总尝试着弄些报纸，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法国维希政府（维希是法国中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巴黎东南偏南，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1940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间是未占法国（亨利·贝当统治下）的政府所在地——译者注）把我们这些被拘留者移到了马赛附近的一个特别集中营里。在那里，我们被允许去马赛的领事馆。在美国驻法国领事馆里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恳求他们对我的已到期签证进行续签。

就在我18岁生日前，续签成功了。因此，在还差10天就18岁时，我离开法国去了西班牙。从西班牙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最后到达芝加哥，我的父亲就在那里。如果我的签证再晚些时间办下来，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因为佛朗哥（Francisco，1892-1975，西班牙军人，1939-1975年为西班牙的国家元首——译者注）禁止18岁以上的男子通过西班牙过境；我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终结生命了，就像我所在集中营的大多数人一样。

问：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怎么样了？

答：他们两年都没有消息。在布鲁塞尔，他们被命令“在东部重新定居”。在比利时朋友的帮助下，他们非法进入了瑞士。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到他们。

问：您是怎样成为医生的？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难民来说，那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答：我真是超幸运的。我20岁时应征入伍！由于战争，军队需要医生。他们把我纳入了一个特别机构，在那里我被送往耶鲁大学，后来去了医学院。

问：遗传学是怎样成为您的专业的？

答：在芝加哥的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时，我遇到了血液学家卡尔·辛格（Karl Singer）博士，他掌握了研究血液的所有现代化的方法。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有很多血液遗传病，不久我就对血液学的遗传方面产生了兴趣。

问：1957年您观察到某些基因产生的酶和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您当时是否看出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

答：是的，因为首先这个想法不容易被接受。我记得我去拜访一位重要的药业公司主管时，曾对他说：“我发现了一种研究药物反应的新方法。”他没有表示出兴趣，只是敷衍说：“药物反应？”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事情在慢慢地变化，这是因为当时对这种研究难以进行测试。但是现在，随着新的DNA测试技术不断问世，你能又快又好地做很多事情。利用现代计算机化的基因组学研究新技术，你甚至能同时测试对许多种不同酶的反应。

另一方面，我认为药物遗传学的前景有时被炒作过度了。有些人认为，我们用一张个性化的处方能够解决几乎一切问题。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这将是耗资巨大的。

问：健康保险是否将为DNA测试和病人定制的药物付款？

答：这是一个问题。让人觉得有希望的是，人们说，对一个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只需花费1000美元不久将变为现实。一旦找到测序基因组的低成本方法，个性化药物的价格也将降下来。

但是，人们也不要被误导。对于很多人期望基因组研究领域里出现众多奇迹而言，我们今天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还不够。什么在调控基因？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东西。明天我们不会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问：您已经84岁了，仍在工作。您在实验室里做什么呢？

答：使我感到兴奋的一个研究项目与人类颜色视觉有关。大约8 %的男性遗传了红绿色盲。这是位于眼睛后部——实际上是大脑的一部分——的视网膜圆锥细胞（retinal cone）的对颜色敏感的色素发生了遗传性的异常造成的。我们的实验室发现，在拥有正常颜色视觉的男性中，一半人的红色素中有丙氨酸，而另一半全部在同一位点携带的是丝氨酸。这个发现意味着，完全相同的红色被认为是不一样的红色，这取决于一个人的遗传组成。

问：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答：因为遗传性，不同的人在看到相同的东西时也是有区别的。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认为，在研究更为复杂的大脑功能时，这一点可能是有用的。如果20年前知道这点，我将选择研究神经遗传学。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这是遗传学里最后一个新领域。

问：您童年的经历对您的人生和今天的工作有影响吗？

答：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无论何时，当有好事发生时，我总对自己说：“瞧，你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好事。”当我看到来自非洲的图片时，我就想：“那个可能就是我，我曾经是一个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