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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稀缺：人如何跑赢技术进步带来的危机
霍佳鑫，李 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 汽车工业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缩影，体现出科技进步对其发展的各方面影响，从汽车生产组织方式的进步，工人生活的改变，到流水线生产以及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工人的替代效应。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进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未来——失业率的上升、经济上的不平等，这种趋势使得人们的担忧不断加剧，这一切源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人类的学习能力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当人的学习能力无法超过技术进步的速度时，其工作日益结构化，被机器人替代是无法改变的趋势。在愈加结构化的社会中，如何捍卫人类的尊严，并展现人的非结构化价值，这就是重塑人类的工作与生活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汽车工业；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岗位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
霍佳鑫（1991—），男，河北唐山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 侠（1967—），男，辽宁辽阳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当代工业的代表，汽车生产线的自动化技术始终标志着工业的最新进展，当前汽车生产车间遍布自动化工业机器人，许多工作岗位正逐渐被自动化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其实早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安装使用第一条工业生产流水线时这种替代便已悄然开始，彼时工人们遇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裁员。如今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8亿个工作岗位随着自动化的实现而消失。在企业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的当下，自动化智能机器设备的大规模使用会对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力图借助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史透视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与工作之间关系的变迁。
一、从汽车工业的发展看工作岗位的演变
纵观汽车工业百年来的历史，自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第一辆汽车开始，那辆引擎外露，噪音环绕，三个车轮，最高时速只有16km/h的汽车，依然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产物之一。自此开启了汽车工业的技术演进历程，按照汽车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手工作坊时期，这一阶段以工人手工制作为主，无论是从发动机的打磨，变速箱的组装，或者底盘的制造，亦或车体的焊接、车漆的喷涂，内饰的安装，全部由工人完成，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由于没有形成产业链，基本上所有的配套零部件都需要企业自行生产，生产效率低下。这就使得作为新兴产品的汽车生产规模很小，“1909年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戴姆莱工厂，既包括铸造车间，又包括车身车间，它雇佣了1700名生产工人，其中熟练工人1175人，半熟练工人200人，非熟练工人325人，该工厂总人数是2000人，但产量不到1000辆车。”[1]14那个时期汽车生产的速度、质量等，完全取决于工人的技能熟练程度。不过按照这种方式生产，即使工人不断增加，其产量也很有限，这不仅制约了汽车市场的扩大，企业也因雇佣员工数量过多而背负了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汽车制造工人5万多人，年产量达2万辆，[2]平均每人每年生产0.4辆汽车。企业主开始思考如何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降低员工人数的方法。根据当时厂房布局与生产流程等实际情况，企业主设想能否让汽车生产流动起来，形成一条从零件一端开始到整车组装完成为止的完整生产链条。
第二阶段，始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提出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自此，汽车组织生产方式实现了第一次革命性变革：从小作坊生产进入规模化制造时期。“1912年，在福特公司的铸造厂中首先安装了流水线，1913年，在其发动机和底盘的装配上也开始了流水线生产试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效率，如在1914年，福特公司的发动机装配由原来的594人*分钟/台减少到了238人*分钟/台”[1]15通过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汽车总装的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1914年，一辆车的装配时间缩短到93分钟，1920年，达到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的速度，五年以后即1925年，福特能够平均每十秒生产一辆汽车。从1908年T型车问世到1927年，20年间共售出1500万辆。福特在1946年为车间安装了一种设备，用来处理和传送汽车配件，实现了整个装配过程的自动化。[3]当时《美国机械工》杂志的专栏作者对于自动化如此描述：“一种通过机械设备操控工件的艺术......同生产设备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样就能通过在主要位置上设置按钮，控制整条或部分生产线。”[4]40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虽然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却是一场危机，之前每一位职工都希望成为拥有多种技能的熟练技工，但是随着流水线生产方式的采用，每个岗位各司其职，工人再也没有机会去学习除自己负责的工序之外的其他技能。“福特厂的基础加工变得日益乏味，旧日只需一名工匠完成的工作到一九一四年已分成三十几项不同的工序，每一道新工序都要由不同的一组工人用单调的动作来完成。”[5]421961年，通用汽车在其新泽西工厂投入使用了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这一工业机器人被名为尤曼特，由工业机器人先驱乔治·德沃尔设计，用于将模具铸件从机器中取出并进行焊接。工业机器人与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可以说是“黄金搭档”，生产效率大幅提升。196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9,335,227辆，远超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这四国汽车总产量之和。
第三阶段，工业自动化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汽车生产方式也进入到全新阶段——以1969年汽车生产线开始使用莫迪康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为标志。福特式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并非完美，因为各个工序前后并无联系，就导致了节奏不统一，工序之间生产的数量并不匹配，总装效率受到影响。丰田在研究了这种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流水线方式：多品种、小批量、倒流水的生产线。这种丰田式的倒流水线生产方式不仅杜绝了浪费，还提高了精细化管理。丰田对于生产车间提出了另一条要求，即“自动化”。“它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对机器赋予人的智慧，当机器、设备和生产线上的作业发生异常时，能立即自动判断和停车，力求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异常的原因；第二，调动人的主动精神，把人的操作看做是生产线的中心，而不是把机器看做中心。”[6]通过丰田流水线的改革，据1972年数据显示，丰田共有职工41,403人，年产2,087,130辆，平均每一职工每年生产汽车54辆。[6]23在自动化方面，通用汽车比丰田更进一步，他们的“制造部门这一阶段研制具有某些基本感觉（视觉和触觉）的自动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够识别零部件，了解运转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停止转动，等等。”[7]在大幅提高工人操作安全性的同时提升了产品质量。
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逐步进入到工业生产领域后，新的自动化机器同之前单纯的机械设备相比，驱动方式由液压改为电力驱动，使机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加之计算机的辅助，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现在的汽车生产车间，从材料的运输、装配到喷漆甚至打磨大部分已经由机器人在生产平台上完成。自动化的概念也得到了完善：“将自动控制、自动调节装置广泛地应用于对机器和工具的操纵的过程，是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之一。按着其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可将自动化分为： (1) 半自动化，即在机器体系中部分采用自动控制、部分仍由人工操纵； (2)全盘自动化，即机器体系中的全部过程都采用自动控制，如在工业生产中，其全部工序，包括上料、加工、下料、装卸等，都不需要人直接进行操作，而由机器自动地连续完成并重复地生产出产品。”[8]当前制造业进入以德国“工业4.0”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时代，汽车工业平均的自动化率已经达到70%以上,特斯拉的工厂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在全球汽车制造领域的“劳动力”中，已经超过一半是机器人生产。例如，凯迪拉克的总装车间工人只有10多人，他们管理着386台机器人，每天与机器人合作生产80台凯迪拉克，[9]工人们的工作对象也不再是汽车本身，而是变成了管理制造汽车的工业机器人。可以预见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工厂将会进一步升级，生产工人还将会被继续深度替代。相关资料显示：德国汽车工业是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预期在未来十年内，德国汽车工业的75万从业人员中将有10%的人失去工作。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机器替代了常规的人工劳动；在制造业和物流系统，机器人的使用态势越发明显，且这一态势将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同时，在信息处理方面，计算机网络正替代白领来完成常规工作。”[4]35可见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正在从车间进入办公室，覆盖人类的大部分工作领域。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取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并且让这些人没有可以进行替代的工作可做，成为无用阶级。
二、失业：技术梯度差与人类学习能力的竞赛
智能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普通工人的工作岗位被工业机器人直接取代，从下图通用汽车公司近50年用工数量的变化可见一斑。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环境的结构化程度越高，机器人越容易适应。结构化环境中无需过多思考，只要遵守规则，你就能达到目标。”[10]121技术性失业问题并非现在才出现，只是当前的情况比以往更为明显而已。在工业机器人大规模使用的初期，普通工人的工作虽然被替代，但是他们还可以从事其他相关工作或者要求门槛更低的工作。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工作丧失的链条将沿着结构化程度从高到低依次蔓延。正如斯加鲁菲所言：“人类行为的结构化程度越高，人类行为就越容易被复制。” [10]125这是大势所趋，下图1是通用汽车公司近50年用工数量的变化。
图1 ：通用汽车公司职工人数趋势图
来源：根据《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与管理》与ORBIS数据整理
对于像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工业，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情况日趋严重，那么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面对这一趋势，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报告中呼吁“政府和企业必须专注于当前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岗位，以确保机器人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工人的工作质量和工资。”[11]可事实是各国企业都在积极引入工业机器人，不仅在工业领域，连服务业也开始使用智能机器人。例如，“日本著名的库那寿司连锁餐厅开发出一个智能系统，在262家连锁餐厅中由机器人负责做寿司，连服务员也被自动传送带所替代。”[12]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未来15年里，相比于英国30%、日本21%，美国将有38%的工作机会面临着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13]从企业角度而言，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不停的工作，同时工作更出色，比如汽车制造的抛光环节，工业机器人的抛光成品率可达93%，远远高于人工水平。而且机器运营所支付的成本是边际递减的，节约的人力成本可以投入在其他领域，以此来提升企业竞争力与盈利水平。早在1952年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对技术的影响表达了悲观情绪，他写道：“劳动力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将为机器所取代。我不认为新兴行业能够把所有想要一份工作的人都雇佣下来。”[14]125保留已有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挑战，出路何在？
从图2中可以清晰看到，42年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接近80%的人员是生产人员，作为对比，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前上汽集团母公司生产人员仅占总职工的17%，从图4可以看出上汽集团母公司在职人员大学本科以上占职工总数的80%，由此可以看出，在汽车行业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越来越低，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已经很难在当今汽车行业谋得一个职位。短短40年的发展，随着智能化自动机器人在生产中的逐步使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虽然未曾改变，但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被机器人所替代，生产人员比例大幅降低，技术人员占比快速提升，对职工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人的工作对象也从汽车产品本身，逐步转移到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身上，从使用扳手等制造工具变为了操作机器人的按钮。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揭示的是技术具有比以往更大的统治权。这种统治体现在自动化工厂中工人需要在精确的时间出现在精确的位置为基础，用这种隐性的方式实现技术对工人身体的控制，乃至对工人意识的操控。智能机器人在工厂中反客为主，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取代了人类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逻辑在改变人类活动与认知模式。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从青铜时期、铁器时期到蒸汽时代再到电气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与认知模式随着工业制造方式的变化逐步简单化，越来越像机器，呈现结构化特征，尤其当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正在颠覆着我们对工作岗位的认知。显然，我们的工作理念并没有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依然以标准化和降低技术难度为目标，还在延续用单一目标来规划职业生涯的习惯。仍然通过程序性来定义所从事的工作，根据时间来获得薪水。可见如果我们不想被机器人所取代，需要逆向思维，即结构化程度越低，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未来的职业选择和改变的路径也将以此为线索。
图2：1977年通用汽车公司职工工作种类
来源：根据《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与管理》数据整理
图3：2015年上汽母公司职工工作种类
来源：根据2015年上汽集团年度报告整理
图4：上汽集团母公司职工受教育程度
来源：根据2015年上汽集团年度报告整理
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技术进步的节奏为：∆t=T2-T1。∆t表示技术梯度差，T2代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水平，T1代表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工人的学习能力梯度可以用公式表达如下：∆l=L2-L1。L2代表当前的学习能力，L1代表传统的学习能力。只有当工人的学习能力梯度与技术发展梯度相匹配的时候，工人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这个边界条件是∆l=∆t，当工人的学习能力梯度∆l小于技术进步的梯度∆t时，失业将成为必然。通过这一技术梯度差，无形之中对劳动者进行了区隔，学习能力较高的劳动者能够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学习能力较低的劳动者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淘汰，意味着原有的工人很难在新的产业中实现就业。正如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技术与就业项目评估显示：“21世纪之初在美国尚未出现的那些行业，现在只接纳了0.5%的就业人数，这个百分比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生行业分别接纳的大约8%和4.5%的就业人数。普查结果显示：信息和其他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是通过取代现有人工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创造新产品从而需要更多人力参与制造。”[15]亦如牛津报告所指出的：“未来几十年里难以实现自动化的三种工作技能：创造力、社交智能以及感知和操纵能力。” [14]127由此可见，无法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的工作将集中在创造性以及与人交往密切的服务业上。
三、检视劳动与工作：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技术的发展在方便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在型塑着我们的生活。自动化机器体系的不断进步，在不断突破人力的限制，也在解放人类的思维。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给机器带来了质的提升，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范围替代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及智力劳动者，并且在很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16]人类的危机感也因此油然而生。因为这不仅剥夺了人类的工作，更让本已因专业化生产致使异化了的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无处安放。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将劳动与工作等同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工作是有差别的。其在《资本论》中作了明确的区分：“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工作，以与劳动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劳动，以与工作相对。”[17]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并非是人类所特有的，因而是非本质性的，劳动的主要目的是消费。劳动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工作则属于社会领域。如今的商业社会使我们放大了工作中劳动的成分以便保障我们的生活，而降低了工作带给人类价值谱系中尊严的作用。在私人领域中难以量化的劳动，却在社会领域的工作中以尊严的方式显现。工作不是只限于通过劳动循环往复，而是需要展现出人的创造力。正是创造力的存在才体现出人的价值与独特性，将人与生物性的劳动区分开来，从而实现人的尊严。
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单纯看作劳动工具的话，如同印刷机之于文明存储方式的变革，计算机之于人类计算速度的提升，那么人工智能会让我们所属的私人领域的劳动变得更轻松高效，进而在社会领域中的工作显得从容有余。但是对于普通工人而言，他们的创造性被自动化的生产线所压制，他们在自动化生产线面前，犹如庞大机器下的一个零件，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这部分工作并不需要体现出其创造性。因此，当人工智能赋予自动化生产线更加智能的能力时，工人的劳动能力被严重挤压，工作的失去，亦即尊严的失去。人的尊严在哪些方面体现呢?尊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按照哲学家迈克尔·罗森的观点，有三条关于尊严意义的线索:“尊严是一种社会地位；尊严是一种恒久的内在价值；尊严是一种可以被尊重的行为，是性格或者能力的体现。”[18]从这三条线索来看，人工智能无可争议地取代了人类所独有的地位、内在价值和能力。出路何在？正如历史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指出：“问题不是如何回归过去那工业化之前的状况，而是需要审视在何种情况下人与生产周期的关系使人成为制度的隶属，反过来也需要思考我们该如何营造人相对于制度的新形象：不是人摆脱机器，而是人相对于机器保持自由。”[19]其实，从历史视角来看，这种取代从自动化生产线大规模使用之初便已逐步开始。恰如阿伦特所言“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20]在这一情形下劳动与工作的界限逐渐模糊。自动化应用的一个初衷就是企业主想要节省下需要为工人支付巨大的工资成本，其次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已经指出：“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21]而自动化技术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资本家的需求，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在型塑着我们的社会文化。
在工业社会早期，社会文化还在提倡节俭，可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入，商业社会的形成，人们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许多消费没有得到满足，会觉得这些商品是必需品，面对如此多的必需品，唯有通过努力劳动增加收入来获得。文化由此转向了譬如“赚钱”“致富”“财富自由”等更为世俗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工人希望工资越来越高，以此购买更多商品，但是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而削减工人人数，使用自动化机器人生产，这样工人工资减少，没有办法购买商品。就会造成商品积压，或者降价，或者销毁，造成了企业主的损失。由此链式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愈加严重。在这一模式下，人们已经淡化了质上的工作，追求量的劳动了。这一情况最早出现在把劳动与工作等同的普通工人身上，他们的尊严将随着工作被智能化机器人逐步取代而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独特性与存在价值。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存在，人工智能作为人造物的存在让大多数人失去平等工作权利，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加以引导，甚至限制。否则任由人工智能发展的一种乐观结果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互相合作，和谐共存。另一种极端情况则是人彻底沦为无用阶级，人连同其价值将被人类亲手创造的科技所反噬。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取代非人类本质的劳动，但是人类工作还是归属于人，这不仅代表着人类的尊严，更代表多数人的正义。让人类失去尊严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以资本家为代表的人类自己。人工智能作为可以预见的技术发展巅峰，或许意味着一种转向，借助人工智能让人从异化的状态中回归到人自身，摆脱工具化的特征。破除当前商业社会对人的束缚，由此建立一个具有可选择为主体的新的社会文化，亦即通过可选择达到自由，实现人的尊严的目的。如何重塑人类的尊严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其关键在于人类审视自己，将单一目标的生活再次充盈起来，实现全面的发展。避免片面性与狭隘性，夯实人的尊严的基础。当传统就业不再是未来工作的中心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工作的概念。那么未来人类工作的特点或者说我们该如何选择工作，迈克斯·泰格马克给出未来人类选择工作的三条建议：“（1）该工作是否需要与人互动，并使用情商？（2）该工作是否涉及创造性，并涉及更聪明的解决方案？（3）是否需要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工作？”[22]可见，未来的工作是建立在新的知识与能力基础上的，通过重塑工作的模式与内涵，以此再造人类尊严的新范式。那么构成新工作基础的知识与能力是什么呢？
四、通过非结构化的选择捍卫人的尊严
自亨利·福特推行流水线生产以来，工人的工作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单调，不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的工作姿势普遍蔓延。随着流水线高速运转的工人们，不仅丧失了自由与健康，还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美国《幸福》杂志面对工人的处境时写道：“汽车工作……尊严甚少，保障更无”。“……任何（汽车）工人都无法得知明年自己是否还有工作可做。”[5]340亨利·福特对工人的处境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工人劳动可有可无。他公然表示：“很明显，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能凭脑力劳动过上好日子，他们有时只能凭籍体力做到这一点。”[5]357这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观点类似，亚当·斯密这位发明了大规模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人，他在讲述生产线上的工人时告诉人们：工人能变得要多蠢有多蠢。意味着在这种工作体制下，已经创造出适合这一体制需求的人们，让他们没有办法从工作中获得本应该内在于自身的满足感。可见工人失去尊严的端倪早已出现。在福柯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劳动的人、能够表达的人和生存的人。在李嘉图看来，人类正是在与匮乏的斗争中延续着自身的存在。在他预测的经济历史中，人类会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利润的下降，工人报酬的降低，人口增长的停滞而达到一个临界点。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及工业的发展，失业的工人们会最终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根据密尔的观点，“个人只有努力提升并证明自己的品性、智慧，从而尽量体现出自己作为更高生命存在形式的高贵性，才能证明自身的尊严并获得自我和他人的尊重，因而这在根本上是一种依靠后天努力来挣得的、以“荣誉”为目标，以提升个人内在的德性与智慧为途径的竞争性、等级性的尊严观。”[23]在人工智能时代，工人们通过劳动获得尊严的机会正逐渐被机器人所代替。“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前景，即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即是没有一项活动留给劳动者的社会。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糟的了。”[24]5
“当大量智能机系统和智能机器人代替了人们的传统劳作行业之后，留给人类的基本工作行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智能机系统和智能机器人的管理、维护和引导。二是对机器人与机器人、人与机器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与管理。三是从事更高层次的创造性的研究和制造活动。”[25]总体而言，三种职业都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支撑。如果工人们意识不到这种职业变化的趋势，失业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与机器人相比，我们能称之为人的地方在于我们努力创造与探索生活的意义，我们生活的目标是想过一种得体的生活，“这种‘得体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称呼市民的生活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24]28而不是像机器人一样依程序而动，毫无创造性地运行。
图灵测试或许不仅在测试人类制造的机器是否更聪明更智能，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测试人类自己是否变得更笨。人类为了减少工作强度，工作时间，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发明设计了各种设备与软件，比如计算机，手机、各种控制程序等。它们在方便工作的同时，也在替代人的某项技能，最终人类丧失了这项技能。因此，不是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而是人类自己，通过结构化与规范化行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所以机器人才能替代人类。人的尊严从人被工具化开始逐渐被侵蚀，在工人们无法劳动的未来，他们的尊严可能被彻底剥夺。当人的存在价值消失殆尽的时候，也就出现了福柯所谓的“人之死”。因此关键是我们需要重新找到人类的价值所在，激发人类所具有的激情与天赋，创造出以人类为中心的新工作。这些新工作的重点不在于工作本身，而事关人的能力与情感。这种新工作的一个特征就是让工作着的人们能够创造出新颖性与新的价值，这种工作就是为人设计的，而不是为智能机器人所设定的。这里要警惕一种看似合理的盲目乐观主义，如保罗•多尔蒂等人认为在人和机器之间存在一个缺失的中间地带，在这个领域会产生很多工作岗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类弥补机器的不足与人工智能赋予人类超强能力。前者如开发、训练和管理各种人工智能程序的工作就需要人来完成，后者如机器正在帮助人们超越自己的极限，并为人们提供超人的能力。因此，“在缺失的中间地带，人和机器不是为工作而战的竞争对手，相反，他们是共生的伙伴，彼此将对方推向更高的成就。”[26]问题是这些新岗位与原来被替换掉的人没有多少关系？这些人真的只能是进步的代价吗？
反观工业革命以来，本着省力化的技术已经发生三次内涵变迁，按照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的说法：“首先是工具阶段，即劳动所必要的物理能量和所必需的智力投入都还有赖于主体。其次是机器的阶段，即物理能量被技术手段客体化了。最后第三个阶段是自动机的阶段，即技术手段使得主体的智力投入成为不必要。在自动机情况下，便无须我们体力或智力的参与了。”[27]由此不难发现，技术从最初对人的帮助发展到对人能力的全面替代，这才是人类尊严逐渐消失的根本原因所在。目前人与智能化自动机器人正处于博弈状态。对于不可知的未来，无论是人还是智能机器人正在陷入一种囚徒困境之中。按照囚徒困境的发展路径，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才能获得最优解，其他选项都是零和的次优解。哪怕在结构化特征明显的工厂，人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即灵活性与创造性。特斯拉作为未来工厂的代表，已经实现了100%自动化生产。但实际效果特别是生产效率方面，依然没有超过诸如大众、丰田等传统汽车生产商。产量的瓶颈直接制约了特斯拉的销量与价格。对于企业而言，完全采用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前期需要巨额投资，从而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在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的国家，使用部分人力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不容否认的是，在技术更新迭代如此迅速的当下，一套全智能化自动机器人设备能领先其他企业多久呢？生产设备一旦落后，产品就将被时代所淘汰。像汽车这种耐用品无法短时期进行再消费。成本收益是任何企业经营的出发点，这种成本是显性与隐性多方面考虑的，包括设备更新保养费用、工人的工资、工会的挑战、政府的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等等，这也就是为何像大众、丰田、通用这些老牌汽车生厂商依然保留工人的原因所在之一。智能化机器人与人的搭配组合才能实现纳什均衡的最优解。
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的发展是造成消费社会的必要条件,人类进入了“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28]作为意识形态的科技已然成功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人们不再去思考、否定、批判。浑然不觉中我们都成了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我们将自己主动变成了标准化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面对人工智能的步步紧逼，单纯的反抗技术的“新卢德运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这问题上美国发明家库兹韦尔的观点值得重视：“技术阶梯还会继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提高自身能力。人类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我们创造的计算机技术中获取更大的能力，也就是使人类同技术融合在一起。”[29]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应该接受技术正在让我们丧失活力这一结局，应该利用技术，使我们成为新人类（融合技术的新人类），从而创造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而这一切都需要源自人的创造精神，而这一切都是非结构化的，这正是我们与机器人最主要的区别所在。
基于技术梯度差所揭示的未来，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将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不仅要面对比自身更优秀的人的竞争，还要面对智能机器人的挑战，那些从事重复性、单一性、危险性、高成本、低效率、可替代性强的工作岗位，注定被智能机器人所逐渐取代。面对这一趋势，全社会要形成一种非结构化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即使在结构化的生产中也要体现出人的灵活性、创造性等非结构化要素，通过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不断提升自己技能，以达到超越自我的目标。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跑赢技术进步带来的岗位稀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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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跋】这篇文章2018年底开始写，经历无数次修改，现发在《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6）上，算上这篇我们小组在《延安大学学报》上发过两篇文章，感觉杂志品相很不错，丝毫不输于那些所谓的名刊。在往来的修改中，编辑很负责任，在此感谢刘主编与茹老师的辛勤工作，合作愉快，是为记！小霍同学也在无数次的修改中逐渐成长起来，我一直认为在改文章的过程中是个人长进最快的时期，毕竟你要在有限的时间与篇幅内，把自己的认识最完美的呈现出来，虽然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但这是激活知识库存的最好锻炼。看十篇文章不如写一篇文章印象深刻！这篇文章我们往来修改不下10余遍，以前曾说过一句话：发表的文章我再也不想看了，只是因为在前期无数次的修改中已经看烦了！
说明：除了正文中的图片，其他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0-12-5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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