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才争夺战的意义在于，它以市场的方式向全社会宣告传统的等、靠、要的时代已经结束。进步还是退化？其实隐而不显的改革按钮始终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改革的舞台上，行动永远是最有力的号角。拖延的太久了，城市，你需要一次主动的出击。
城市的姿态：人才抢夺与分流效应下的选择
李侠
人才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第一资源的认识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从去年开始的愈演愈烈的人才抢夺大战就是最好的说明。对于此次人才争夺战发展趋势的研判，笔者认为这轮人才争夺战将以三阶段的形式展开：第一阶段，以降低制度成本和准入门槛为主要靶标。如此次争夺大战主要以放宽户籍和学历的准入门槛为标志，目测西安与武汉为本阶段的主要赢家代表；第二阶段，以经济实力为靶标的真金白银投入型政策，属于中、高成本型人才政策，这轮竞争将会把很多区域排除在外；第三阶段，将以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公共服务等无形资源的完善度作为主要靶标的高级品味型人才政策。总体而言，人才争夺战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机会的时间窗口很窄，观念落后与决策犹豫在竞争中是要付出代价的。
1、本轮人才争夺战所揭示的意义
此次人才争夺大战带来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长期阻碍市场流通的、看似无解的、僵化停滞的户籍制度，开始出现全局性的松动，这对于未来体制改革的深化具有长久的示范作用；其次，此次改革如一面镜子照出哪些区域处于进步纲领阶段，而哪些区域又处于退化阶段？这些趋势一旦被更多的证据证实，那么，区域间的马太效应会越发严重。坦率地说，这轮改革过后，中国经济版图的整体布局未来很多年都将无法改变，区域间的发展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快速加大，有些区域在有意或无意识地浪费宝贵的发展契机。历史一再告诫后来者：最初的改革都是低成本的，越往后改革的成本越高。比如本轮人才争夺战，原本是由那些经济状况居中的区域率先发起的，它们敏锐地意识到，户籍等制度成本是国家预留给地方的政治准备金，在只给政策不给资源的当下，这些预留的政治储备金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因此，通过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有效地吸引了大量人才，而且，这种大胆启用国家预留政治储备金的做法，为当地做出了最漂亮的改革宣传：低成本高影响力，相信这些地区未来必将为此智慧获益。作为对比，那些同样拥有国家预留政治储备金（户籍等制度成本）的区域，这部分宝贵的政治储备金还处于沉睡状态，丝毫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到那时他们再想引进人才，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才有可能。
抛开区域间各自的纠结心态不谈，仅从宏观效果上看，本轮人才争夺战造成的一种明显结果就是人才的分流效应。原本人才主要流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现在开始出现向各二线节点城市汇聚的四面开花现象，这种变化就连长期具有优势心态的北京、上海等地也开始坐不住了，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与建议，这再次证明形势比人强的规律。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果仍然无视这种变化，那么只能错失发展机会。道理很简单，一个确定时期内，人才总量是有限的，人才博弈的本质就是零和博弈：你多了别人就会少。再维持以往的高傲姿态，人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这是对一切冷漠与麻木政策的最好回答。同时，这种高傲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对于任何地区和城市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要消除一个刻板印象是要花费数倍努力的，而且效果还不好确定。为了深入讨论当下人才政策存在的不足，不妨以上海作为样本来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2、从供给侧角度看人才配置的现状：以上海为例
在我国人才政策历来是政府管理职能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政府有权制定，通过各种制度设置，其他机构无权介入，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因此，人才政策在整个政策链条中的位置属于典型的供给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上游”政策供给意味着加强市场在“下游”激活商业化过程的活力，从而有利于形成“环形链接”，即从应用反向激励科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上游人才政策的适度宽松化。基于此，在人才政策的供给侧需要做两点改革：放大信号政策与增加专项基金。这两项政策直接决定人才引进的规模与类型。
上海自2015年起明确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抛开其它因素不谈，要建设科创中心首先需要有大量人才。以往的上海人才政策给外界的印象就是片面追求高端人才：非高勿入，结果阻碍了众多潜在人才的引进。其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导致人才规模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据资料介绍在2010——2013年间，上海科技工作者规模的变动每年在2万人以内，这个规模是严重偏小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上海中、高端人才每年应增加5-8万人比较合适。人才要有效发挥作用是需要一个合理的知识层级结构的，即高、中、低端人才的结构合理，这样知识的传递、扩散、吸收与创新的实现才是可能的，否则就会出现只开花不结果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关于人才引进的信号政策带宽过于狭窄与保守，应该修改信号政策，使其对中、高端人才开放，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上海人才存量的结构。
笔者认为，人才的引进与储备基本上有两种模型：海绵模型与蓄水池模型。海绵模型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实现的人才吸纳模式。这个模型能够体现市场的变化，但是缺少前瞻性。目前上海的人才政策主体是基于海绵模型建构的。由于真正的创新人才是无法计划的，也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在人才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保持适度的人才冗余机制，为此，我们提出人才的蓄水池模型，为未来的发展储备智力与知识资源。在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如此细密的当下，这种努力尤为重要。另外，由于对市场效率的追求以及编制的限制，导致当下的科技共同体每天几乎都处于全负荷运转状态，从知识生产角度来说，这种过度负荷状态没有给知识生产留出必要的培育时间，从而很难出现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高端知识产品，而适度的人才冗余原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蓄水池的规模是严格受政策影响的，因此，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在未来人才政策制定时要采取“海绵模型+蓄水池模型”的二合一模式。这种组合模型既尊重了市场的力量，也避免了市场失灵的可怕后果，从而最大限度上储备人才。
3、从需求侧对偏好的落实程度检验人才政策的质量
一项人才政策好不好，还需要市场来检验。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知道：好的政策一定会把政策目标的设定与人才的真实偏好相匹配，达到对政策受众的激励效果最大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这就需要从政策的需求侧来检视一下人才的真实偏好有哪些？研究显示：户籍、住房、发展与承认，这四项偏好是直接影响人才流动与安稳工作的锚点。户籍与住房的需要可以通过放宽供给侧的信号政策来解决；发展与承认可以通过供给侧的专项基金的设置来解决。当政策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保持良好平衡的时候，人才队伍建设良性循环的局面才会出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绩效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出现效率损失甚至是人才流失。
流动性的实质是知识的流动，即从高知识势能点向低知识势能点的转移，从而提升与填补本地所缺的过程，任何人为设限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作为知识载体的人才必须能以最小的阻力越过各种制度栅栏，这样人才才能为当地做出贡献，否则，他会流向其他制度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因此，适度放宽人才引进的门槛，有利于形成人才的集聚效应，在专业化分工如此细化的今天，人才集聚也就是多样化知识的集聚，从而增加了所在地的知识密度，这就既降低了当地获取知识的成本，又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呈现。前期的研究已经证明：只有人才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触发创新的链式反应，这也是城市长久繁荣的基础。据《2017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显示，创新资源集聚力从2015年到2016年仅增加9个百分点，是六个一级指标中增长幅度最小的，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其二级指标的具体设置情况，如果有人才指标的话，这个集聚度显然还不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槛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市场精准决定了引进人才的类型；服务细化满足了人才偏好的需求。
人才引进有利于提高整个市场的活力，并具有解放思想的功能，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效率，这就是鲶鱼效应的体现。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才集聚效应的形成，有利于打破区域内僵化与保守的思维方式的蔓延，从而促使区域文化处于进步状态，而这点恰恰是未来吸引人才的最重要的政策靶标。
人才争夺的零和博弈特点，决定了分流作用不容小觑，如果你不引进，别人也会引进，即便从发展竞赛角度而言，引进人才也是阻击对手的最好办法。对于上海而言，利用好区位优势，胆子再大一点，步子也再大一点，未来将为今天的勇敢收获巨大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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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跋】这篇小文章里有几个有趣的观点，但在发表时都删掉了，很遗憾。本文缩略版发在《中国青年报》2018-5-14的思想者栏目，这是原稿。与聂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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