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赛先生：认知的共识在哪里消失了

李侠

2017年6月10日，朱清时先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用身体观察真气和气脉》的报告，加上之前的一些观点，瞬间引发舆论热议。坦率地说，此类话题在社会上早有很多人关注，又不是学术禁区，为何偏偏此次成为焦点，这才是需要认真分析的现象，它反映了人类认知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

社会学上有个“帕累托法则”，即20:80法则，说的是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控制了80%的财富。这个规则反映了财富在社会中的分布结构。笔者根据多年观察，曾模仿帕累托法则提出过一个认知权重法则，即10:90法则，说的是在信念或观点传递过程中存在10%的人决定或影响90%的人的现象。这个认知权重法则很好地揭示了权威在社会认知链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与引导作用。如果朱先生不是中科院院士和曾经的大学校长，此次报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舆论波澜。由此，再次印证了权威在社会认知上的重要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某一个观点或信念要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和认同，引入权威的支持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根据韦伯-费希纳定律的一个简单表达，即S=KlgR（其中S是感觉强度，R是刺激强度，K是常数），如果要增加人们对于某一信念或观点的感觉强度，就需要刺激强度以对数形式增长。在本例中，院士身份恰恰是高强度刺激，如此才会让一个平常的主题引发如此广泛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往往反映的是群体之间的认知分歧。

所有人类认知的分歧都发生在科学知识的边界处，那也是当下人类认知的边界。在那里有很多科学还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好奇的天性以及其他动机促使人们在哪里集聚，此时各种试探性理论就会层出不穷地涌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认为，科学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用公式表示就是：P₁—TT—EE—P₂。简单地说，科学发展是由问题推动的，一个老问题解决了，就进入下一个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的试探性理论TT。由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很多轮次的、公平的理论间竞争。为了解决问题P₁，可以先后提出很多理论，如TT₁、TT₂、TT₃等，无论提出多少理论，这些理论都要一视同仁地在实践中经受严格的经验检验，以此排除错误，这就进入了排除错误的EE阶段。如果幸运的话，某个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老问题P₁，那么科学发展就进入到新问题P₂阶段，周而复始。这就是关于科学发展的动态解释模式。

哲学家罗素曾有名言：哲学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在这个认知链条上，哲学是科学发展的侦察兵，是一种拓展人类思想边界的行为，但两者的运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标准的科学哲学说法，科学与哲学两者所遵守的范式是不同的，科学基于证实（或证伪），而哲学则讲究思辨。由此可知，科学结论是已经被确证并达成共识的认知，而哲学结论则只需满足逻辑自洽与自圆其说就可以。因此，从科学领域跨入到哲学领域，此时认知的共识基础就消失了。朱清时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从科学跨入哲学的一种尝试。然而，他所选取的科学理论（量子力学与神经生物学）很多尚处于科学假设阶段，并没有被完全证实，在此基础上，再切入对传统哲学问题（真气、经络等）的探讨，自然会让各方对其产生认识分歧，并从各自的角度消费他的观点：科学界认为他的报告前提有问题，因而是不科学的；哲学界认为，他的观点逻辑不自洽，未经批判性反思会导致认识混乱；吃瓜群众则会利用这些来自权威的说法，满足自己内心对神秘事物的解释。

结合这个案例，回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认知的分歧通常发生在哪个环节上？当遭遇到科学理论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时，各种未经证实理论与假说就开始在知识的边界处集结，并以理论TT*的形式争取进入到科学的前沿，此时，鱼龙混杂，真伪并存，甚至不乏个别偷运私货者（如为谋私利等），在此处人类的共识就消失了。

对于科学的前沿，普通百姓当然是理解有限也无法验证的，此时合理的认知选择就是相信权威的观点。这种认知模式虽然符合经济学原则，但却是以牺牲个体的理性判断为代价，人们的认知就从理性滑落到情感层面，非理性地希望奇迹的发生。这种认知的退化就为各种虚假甚至错误理论的泛滥提供了内在激励机制和生长空间。由此，可以自然推论：迷信通常发生在知识的边界处以及人类认知处于情感化阶段，这也是整个社会对于专家的言说保持警惕的深层原因所在。如何捍卫共识，消除认知分歧，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大体上基于分工原则，在知识的生产端，由专业人士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种科学理论，并经由严格的检验，在没有证实前，各种理论的存在空间被置于科学共同体及相关人员的视野下，基本上保证了生产端在捍卫共识上的努力，那些被证实的理论被审慎地投放到消费端，这种模式有些类似于从研发、中试到大规模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科学共同体为社会共识提供背书，以及由此树立公众对于科学的信心。它的缺点是旷日持久的验证，有可能阻碍科学知识的扩散速度以及科技成果的早日应用，这实在是为了捍卫共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模式是小科学时代的特点，大科学时代，由于知识的生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及公众知识水准的普遍提升，为了获得社会资助，研究者必须对受众的偏好给予关注，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广告宣传，因而，导致从研发到应用的流程变短，这就让人类进入风险社会模式（不安全、不可靠、不确定）。因为，一旦共识与信任丧失，将导致科学的生态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分歧与错误观点大量存在的背景下，对观点的鉴别将成为社会的迫切任务，这将造成整个社会的认知成本的上升，这实在是科学本身无法承受之重。

抛开朱先生的案例，再来看看迷信问题。由于消费端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因此，有必要把迷信的存在形式与传播结构做些简要的清理：任何高级迷信（迷信的2.0版）都要把自己伪装成一种与科学理论高度相似的形式，即让受众把自己当成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备选理论TT*，问题是老百姓没有能力区分真正TT与TT*的实质性差别，然后又知道TT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此时TT*则宣称自己能解决TT解决不了的特定问题。然而，在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里，能够参与竞争的理论，都要符合一些明确的标准与条件，由此，才能进入到理论竞争环节，比如同行评议、发表、证实、证伪等。但是，那些以假乱真的迷信理论TT*们则不参与这些环节，不直接和科学界接触。由此，科学界也懒得去理睬他们，本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漠视原则，结果它们就获得了没有约束的发展契机。它们只是借用了科学理论的形式，便可以轻易搭上科学的便车，以最小的认同阻力俘获最大数量的受众，并以此获得超额的收益，这才是迷信生命力顽强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是一门远离日常生活且比较专业的学问，曾提出很多有待检验的理论和假说，而轮回转世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一种信念。在当下，轮回转世又借助于量子力学的众多假设把自己重新包装一番，然后混淆视听，宣称量子力学为轮回转世提供了证明。这些说法很少困扰科学界，因而科学界也懒得去驳斥。然而公众却对此有巨大的好奇，这个空档就被迷信巧妙地利用了。好在科学理论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接受检验，并通过证实或证伪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宗教（如轮回转世等说法）则只要求你相信并拒绝验证，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检验标准，你跟他谈证实他跟你谈信仰，一旦伪装不下去，转身又会借着新的科学理论外壳重新出现，除非科学彻底地解决了此类问题。科学史的研究早已证明，知识的荒芜之处，认知杂草丛生。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在《中国青年报》2017-6-26日的思想者栏目，与聂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这是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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