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奖公布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对中国科教体制反思的热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感觉没有说到点子上。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诺奖，从来不是与人口、经济总量与科研投入成正比的，否则无法解释人口大国印度、科研不差钱的中东石油富国很少斩获炸药奖，而弹丸小国以色列却屡摘诺奖的现象。也许国民福祉水平、科教受重视程度才是一个国家屡获炸药奖的背后驱动因素。
      福祉水平包括人均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成本、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因素。一个国家国民福祉水平高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国民才能追求生存以外高层次需求。财富自由了，作为科教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自觉抵制各种帽子、项目、资金等各种物质诱惑和行政干预，才能培养科研原始创新所必需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科教受重视的程度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导向。笔者曾经去过德国，看到很多建筑顶部的雕塑中不乏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的身影，足见这个国家对科教重视的程度。在一个科教群体受到高度重视的国度，科研人员社会地位高、物质保障力度大、各种干扰少，自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科研事业中去。一个庞大的只追求科研真理、不问西东的科研群体，是获得诺奖的真正物质基础。反之，在一个教师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在一个网红影星一夜暴富、数十名学者竞聘一个行政副处级的以权钱衡量个体价值观的社会 ，是没有多少知识群体会投身于风险极大、很可能数十年没有回报的冷门科研教育事业的。
     如果总结屡获诺奖的国家特点，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居民福祉水平、科教受教育程度普遍处于较高水平。反之，在一个经济穷困、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的国度，获得诺奖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尤其是对物质保障程度要求较高、知识分子时间投入成本较高的自然科学奖项。如果有专家做一个诺奖获奖人数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大学生人口比例的相关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彼此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也许，我国国民的福祉水平、知识分子受重视程度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之时，也就是诺奖在中国大地上开花之日。在此之前，可能我们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一些学者将中国难以获得诺奖的原因归咎于机制、体制，看似合理，然而仔细推敲，却觉得值得商榷。机制体制由人来建立并执行，可见人的素质是关键。人的素质如何形成的呢？是由环境（水土）形成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人文地理学观点说明了环境对人的性格、心理甚至外貌的巨大塑造作用。环境改善了，人的素质提高了，机制体制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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