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产业集群是我们熟知的经济地理学现象，对于信息技术产业，这种集群有何优势？硅谷又是靠什么得以在业界一骑绝尘、屹立不倒？





同行业公司为什么往往在地理位置上彼此临近？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在19世纪后期这样问道。他认为，位置上彼此临近会催生“空气中”某种无形的东西：“……如果一个人闪现了一个新想法，周围的人都会接受这个想法，并将其同自己的建议结合起来；这由此成为了新想法层出不穷的源泉。”

马歇尔当时所思所想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制造业，但这一论述同样是21世纪10年代IT产业公司的真实写照。硅谷是众多IT产业巨头的大本营，那些新晋公司的创立者们依旧满怀希望地迈向加利福尼亚北部。当机遇来临之际，马克·扎克伯格就毅然离开哈佛来到帕罗奥多。余者则在较新的IT产业中心闯出一条路来，比如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或特拉维夫。

为何同一产业的公司最终会聚集在同一地域，经济学理论告诉了我们四点主要原因：首先，某些公司的发展有赖于自然资源，比如煤田或港口；第二，公司的集聚会打造出一批专业化的劳动力，这让劳资双方都获益良多：前者有望找到工作，后者有望找到员工；第三，附属贸易会不断涌现以供应专门的原材料；第四，正如马歇尔所见，公司与公司之间充溢着奇思妙想。但同时也存在着让企业分散分布的驱动力，其一就是客户遍布各地，产品运费高昂；其二就是随着公司集聚在一起，地价水涨船高。

你可能会想，由于通讯和计算机办公成本的大幅下降，IT产业公司之间会相隔得越来越远。自然资源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所需的只是通畅的网络连接。随着网上通讯的便捷，行业人士为了工作，为了同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或是为了交流想法而聚在一起的需要应当有所减少。新兴的公司可以自由选址。这似乎对于地皮高昂的硅谷是不利的，对于成本不菲又缺少加州高科技产业传统的伦敦、纽约也是不利的。柏林相对成本低廉一些，但全欧洲成本更低的地方不胜枚举。

尽管你发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高新技术企业随处可见，但较小的企业尤其喜欢“抱成一团”。美在线房产商网Trulia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将这主要归结于大批技术劳动力对企业的持续吸引作用。他表示：“如果一个行业越发不受自然资源、供应商和客户位置所限，它就越有可能在工人们想要居住生活的地方聚集。”

磁聚因素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工人们要么希望居住在工作唾手可得的地方（比如硅谷），要么希望居住在繁华的都市（伦敦、纽约、柏林，或许还有旧金山）。在柏林的一家名为Wooga的在线游戏公司，250名公司员工分别来自35个不同的国家。公司的创立者、现任总裁延斯贝格曼表示，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员工甚至还没从家里出发就已经签好了合同。莫斯科的数字十月区[1]（Digital October）是一个供新兴企业合作和会谈的地方，工作于此的德米特里·列宾表示“对于在附近区域就读的大学毛孩子来说，搬到莫斯科来是明智之举。”即使是短距离的变动亦会有所作用。社交拼车公司Zimride的季默先生表示，他当初把自己一手草创的公司从帕罗奥多迁到了仅30多英里（50公里）之外的旧金山，就因为公司当时的20名员工大部分生活在那里（现在他有32名雇员）。



点评网站Yelp的斯托普尔曼先生认为，就编程人才而言，硅谷无可匹敌。悠久而广袤的硅谷足以接纳一波又一波的集群企业。从半导体制造商到圣何塞的网络设备商，从靠北一些的谷歌、脸书到旧金山众多较小的新兴网络公司。即使在城市里，各个城区之间也遍布着企业部门：旧金山市场街南区（也就是SOMA区）有着大批小型初创企业；设计区坐落着短期租房网站Airbnb和地盘较大的游戏厂商Zynga；使命湾则是云存储公司Dropbox的总部。

新兴企业所需的不只是劳动力；他们也需要资金与建议。安东尼·戈德布卢姆于今年把他的Kaggle公司从墨尔本搬到了市场街南区，这家公司专为数据科学家开展线上竞赛。戈德布卢姆先生（曾在《经济学家》实习）表示处在群聚的企业之中“让意外之喜成为可能”：他可以进行更多面对面的交流，这往往比打电话发邮件更有效用，还很有机会碰上些有趣的人，比如风投资本家。事实上，风险投资基金也在硅谷中形成了另一种集群。

同资金一样，人才也需要不断往复流动。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的监管布莱恩·麦克伦登表示，在硅谷的24年里，他有22年在现工作点1英里开外的地方工作：起先在硅谷图形（Silicon Graphics），之后在自己的锁眼地球公司（Keyhole Earth）。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眼下占用着原硅谷图形的地盘。他表示，“原硅谷图形的员工分散在各个角落，创立的公司遍布整个硅谷……作为一个流散社群，我们彼此沟通彼此联络，互相聘用，也互挖墙脚。”谷歌也早已有了自己的流散员工社群。


对最新的理念，硅谷的人们也是触手可及。斯托普尔曼觉得“硅谷的小天地接触到这些新理念要早于世界其它地方很多年。”“你的工作总会建立在刚刚萌发的新观点之上。如果你想尝试打造下一个新事物，早些接触外界相关的信息会大有帮助。”这听起来正如马歇尔所想的。

其它的集群地能赶上硅谷么？纽约、伦敦和柏林可能有两项优势：一项在于这些城市比旧金山更大，因此也就更加充满活力，更能吸引年轻人。而圣何塞沿途上的那些小地方就更没法与之相比了。手工艺品和“复古”品拍卖网站Etsy的总部就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该网站的首席执行官查德·迪克森开玩笑说在旧金山，“十点大家就都关门歇业了。”

另一项优势在于这些城市拥有更广阔的产业集群，因此会有更多可供公司汲取利用的技术。对很多公司来说，这种多样性的价值是无法比拟的。“这里不仅仅只有工程师人才”，总部设于纽约的手机地理位置服务商Foursquare的老板丹尼斯·克罗利说道，“工程师人才你到处都能找到。我们可以得到一大帮工程师，但我们同样拥有一大帮生产人员。”

当谷歌于03年起让工程师进驻其在纽约的办事处时，纽约的编程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宽。一些毕业的小伙子们开始在那里创业、就业。经营协作和教育事业的General Assembly公司的马特·布瑞蒙解释道，自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已经更愿意在新兴公司工作；华尔街不再那么吸引人。伦敦新兴公司的员工们也认为同谷歌等大公司并存共处对他们有所裨益。有些人觉得城市里的广告业和金融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另一部分则认为这些财大气粗的企业会与他们争抢员工。

对于资本，纽约和伦敦各有自己的风投资金集群。欧洲的很多地方也是都由伦敦提供金融服务的。而在以色列，伦敦、硅谷包括当地的资金都相当活跃。袖珍的欧洲是否足以让投资者们感受到集群的益处？位于伦敦的Accel Partners风投公司的亚当·瓦尔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今早我在柏林起床，9点就到了伦敦的办公室”他说道。他的同事菲利普·博泰利补充说，在交通繁忙的时候，他从旧金山开到圣何塞就要3个小时。

较年轻的集群中心也在尝试重现马歇尔所说的“空气中的某些东西”。音像制品发布网站SoundCloud的亚历山大·扬为德国首都“技术和艺术的强烈交融”及“充满创造性的纷乱状况”所吸引，从斯德哥尔摩来到了柏林。他在这些新兴企业中找到了一种“互利互惠的感觉”：每周日他的活动就是“尝试为别人出谋划策”。

几乎每一个集群中心都有自己的协同工作空间、企业加速器和企业孵化器[2]，小公司在这里一个挨着一个，有些公司或许只有两三个人。集群中心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些地产，或仅仅就是一片可供工作、会谈和学习的地方。这里也会有定期的交际宴会，比如伦敦的硅谷酒会[3]（Silicon Drinkabout），在这里，人们互诉烦恼，借酒浇愁。

过往成功所创造的资本也在经投资者之手不停地循环流转。比如伦敦投资企业Passion Capital的斯特凡·格朗泽、柏林的企业家克里斯托弗·迈尔和前谷歌高官，现运营北京创新工场的李开复等等。惠普从迈克·林奇手中收购了他的Autonomy公司，而英国高科技业界的关注者们都等着看迈克将如何运用他在收购中所得的资金，这位Autonomy的创立者和前总裁于今年五月份被惠普扫地出局。

没有地方比得上硅谷

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硅谷那样做到IT产业的资本、成败不断循环往复，像硅谷那样不停地更新换代，故而现在也没有哪个地方能有硅谷一般的规模和适应性。这些东西铸就了硅谷的独一无二。有些人仍然怀疑，其它尚年轻的IT业界循环体系是否足以挺过像十年前商业网站大爆发那样的局面。他们也许会挺过去，但在真正的灾难发生前，没有人知道答案。

对于伦敦、纽约这样多样化的大城市，这也许无关紧要。这些大城市另有强劲的领域。许多城市或许也都将发掘出自己尚未意识到城市资产。这些资产指的不是人才也不是资金，而是弥散在城市空气中无形的东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