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外公姓王，年轻时候靠着拜把的兄弟们垄断了江苏宜兴的棉花。真是富甲一方。不想日本人打来，国破家亡，只好拼了命往重庆跑。王家外公在重庆做起了租船的买卖。到1948年，船在夔门触礁，家道破落 ，外公只好跟外婆离了婚，将我的母亲送给了李家。

  我小的时候见到外公，他总是慈祥地拍着我的头，讲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下江话问些长短，我只好似是而非地做些解答。那时候，他住在敬老院里，却是敬老院最能干的推销员和劳动力，可以挑了担子，下山，坐船过河，再坐车，花上两个小时，将敬老院做好的棉签送到第三军医大学的陆军医院。陆军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爱跟他吹牛，摆些龙门阵。我实在不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听懂外公的话，估计也是插科打诨，连蒙带猜罢了。

  外公最高兴的事，是有人请他喝酒，然后再吃上冬瓜丸子汤。三杯酒下肚，外公便神采飞扬起来，从三国、水浒一直讲到宜兴的老家。外公高大、硬朗的身形就会将整个餐馆点活，而黝黑的脸膛充满喜悦，所有人都会不知不觉被吸引，听着他一口下江话，讲着些一般人未曾听过的故事。由于故事不离义气二字，在重庆这座城市里，男女老少都愿意洗耳恭听。

  外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平静的，一生风雨尽了，合了眼。

  去年，我的姨妈来，将他的骨灰带回了江南水乡。我希望他的魂，可以在70年前的故乡土地上，看无尽的稻谷棉花，听乌篷船的水声潺潺，可以在江南的蓝天白云间安息。

     李家外公出生在武汉，家大业大，年级轻轻就做了掌柜。外公是个老实人，对家业操持也十分尽心，结果日本人攻进武汉城，他还站在铺头上。外公的二叔收拾了细软，带着家眷，一把抓了他，飞也似地往江边跑。据说，外公的二叔已经看见了日本人。

  终于逃到了重庆，只好落脚在外婆的人和场的亲戚余家。这余家庄园豪阔，据说明朝年间的重庆华严寺得以建庙，就是向余家化缘而来。后经亲戚指点，外公就在莲花街买了地住下来，做些制皮鞋的生意。

  沿山而上，莲花街左面是涂山石，据传是涂山氏等待大禹归来的地方；右面是莲花石，状若莲花，颇具佛缘。

  解放后，也没了蒋介石上山避暑，那街自然就破败了。由于家里是军属，虽然免不了抄没家产，但也算是特别照顾，外公外婆都成了莲花山公社的社员。

  58年大跃进，外公本来还当了公社伙食团的团长，为大家做些“共产饭”。不曾想，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外婆的脚也浮肿得厉害。外公充分发挥了生意人的特长，买了个秤，走40分钟山路下山，给人称身高，量体重，也可以想办法换点高价的东西来吃。

  这些辛苦，外公有个简单的解释：是由于58年公社造田的时候，将莲花石炸了，坏了风水。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在莲花街上玩耍。据说，我不记事的时候，就经常和小伙伴串到家对面的坟山边干些不着调的事。那时候，从坟山底往上望，可以看见巨大的涂山石，上面写的已经不是"涂山"，而是“毛主席万岁”。

  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公，是大学1年级暑假。 莲花山的街坊都说：“晓晓回来了。上大学了？出息了！”然后问外公：“在哪里上学？”

  “北京！”

  “北京哪个大学？”

  “当然是北京大学！”

  我赶快提醒外公，讲得不对。

  外公赶快给别人补一句：“北京的大学！”然后兴匆匆地往前走着，将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的街坊扔在脑后。武汉话字正腔圆的“北”字在空间久久回荡。

  在下山路上，外公非要给我5元钱。我知道，这是外公外婆半个月的饭菜钱，坚决不要。外公开始骂我“苕东西”（笨蛋的意思），我最后还是喏喏地收下了。

  既然，收了钱，心里有些愧，自然劝外公赶快回去，山路也不好走。外公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了，我老了。”这时候，我回头望了望山，但见山影塔形，都在鱼鳞般的晚霞中。

  只好依了外公，将我送到望龙门缆车站。

  缆车下行，我回头望，外公还在缆车站向我招手，年老的身影浸在夕阳的余晖里。

  20几年来，想到我的外公们，就是李家外公招手的影子。对我而言，那就是故乡的影子。毕竟，我的生命，就是长江边的一抔土，一碗水，抟塑而成。

  清明时节，以此文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