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印度，不少人意识到印度的信息产业和医药产业走在中国的前面，特别在医药产业，学习印度的建议不绝于耳。然而，在民用领域的技术经济中，印度领先中国的不是一招两式，而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家。印度医药领域的企业主是大亨，而中国民营医药企业主多数还处在大款阶段（国企的领导是官员，暂且不论）。

    大亨和大款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国际视野，从国际范围内思考市场的需求，其思维与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高度兼容，后者则缺少这种国际视野和足够前瞻性的远见；前者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较强，尊重技术的地位，更愿意通过专业能力折枝，后者则绝不信“邪”，习惯于通过搞定官员和搞定医院取胜。中国医药工业迅速崛起的关键在于企业主从大款到大亨的进化，最好是这种进化能够在企业主的有生之年完成，而不要通过留学归来的子女接班那种自然进化过程。不错，要人们改变迄今为止赖以成功的习惯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中国人最善于学习，只要有少数民营企业家觉悟，并通过自己的进化带来企业发展的新天地，其他人定会群起仿之。毕竟中国市场上5000多家医药企业和日本的200多家及美国的不到1000家相比，已经挤得透不过气来。

    前几天出差厦门，返程候机时看到机场书店在电视上播放一位东北口音的讲师关于企业管理的演讲。其幽默的谈吐和信手而来的事例吸引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十来个旅客驻足。在问道何为“领导”时，这位讲师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领导是让人们为自己做事的能力。紧接着，这位讲师引经据典，讲了不少毛泽东和孔子的事例，说明如何让人心归顺，群雄俯首学毛选的处事原则。不可否认，这些原则是有理而有效的。但是缺少了重要的内容：领导必须足够进步，能够带领其领导下的人们走在时代的前列。以毛泽东为例，从战争时代到经济建设时期，不能说毛泽东为人处事的经验有了大幅度退化，但其领导成果却截然不同。何以？知识没有跟上时代进步耳。事实上，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主要靠得不是为人处事的高超，而是制定战略、指挥战争的能力，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非毛泽东的办法而不能拯救中央红军的严酷现实。同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时期的一系列失误也起因于其对经济建设的外行，由于经济上的失误带来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威信的动摇。

    如果说迄今为止的30年，中国通过向世界市场输出商品（本质上是输出劳力和恶化环境），解决了当时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下的生产力的矛盾，那么从今往后若干年，中国将通过技术出口，化解现在的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低下的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意识到中国急缺各个领域的技术领军人物，但是没有充分理解技术领军人物是流动的。在这个星球上每个领域的技术领军人才不过几百人，流向哪里端赖政府和企业家所营造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