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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华人学者适合回国?

已有 6879 次阅读 2009-10-26 11:11 |个人分类:未分类|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近几年,海外华人学者回国是国内学术界久议不衰的话题。有人从作为中国人或华人的使命感论及全身心投入的必要;有人提醒国内学术界凶险的现状;有人在国内现行环境下如鱼得水;也有人从十一楼跃然而下,为自己的归国选择划上悲壮的句号。林林葱葱,这一切何以发生?形形色色,怎样的人才适合回国?让我们试着道来。

商学(或曰管理学)中有一术语,unmet needs,也许应该翻作“有待满足的需求”。那我们就以中国社会客观及主观的需求为线索,做一下分类。

第一类学者,认定中国学术界人文环境的改善(或曰整顿)为首要客观需求,并因为全球最大的学者群体中竟少有人无保留地指明皇帝新衣,升出一股铁肩担道义的气概,从而宁取载于历史的个人贡献,不计当下的世俗得失。这类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而且有不吃皇粮的生存资源和抗打击能力。对于这类学者,国内学术界越是凶险万分、乌云滚滚,越大有用武之地,回国是发挥更大影响的不二选择。

第二类学者,虽也将改善中国学术界的人文环境为己任,但舍不得放弃已经取得的学术积累,更认定在体制内推动改革是更有效的方式,特别有耐心从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缓缓做起。这类学者凭借以往的学术声誉获得了一定的“钦许”和“钦护”,拥有了一方在体制内发挥影响的舞台,有相当的生存资源、体制内发言权、抗打击能力、以及一旦全面失败也可以卷土重去的退路。这类学者的回国,符合其个人的objective,站在中国科技事业的立场,更是多多亦善。

第三类学者,学有专精,业有所成,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学术研究,一方面了解到国内丰富的科研后备人源与短缺的高水准学术指导之间的失衡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从而两唇不议窗外事,但求科学报母国。这类学者一般能得到相当程度的“钦赐”、“钦护”和“钦特批”,与国内丰富的基层科研人力资源相结合,科研条件比起海外兴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学者的归国对与个人和中国科学事业都是正面的。

第四类学者,虽有相当的学识贮备、经验积累、全球视野和敏锐判断力,但尚未达到不花大气力公关便能得到“钦”字号的资源的程度。对于这类学者来说,同时进行科技攻关和行政公关力不从心。两相权衡,他们认定国内丰富的基层科研人力资源与领先的科研思路相结合所带来的成效将大于暂缓科技攻关而猛烈行政公关的好处。这类学者明了:既然选择科技攻关优先,走吃“皇粮”这条路必然苦海无边,遂将将自己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希望靠国际技术市场而非中国官方来认定自己的突破性贡献。鉴于全球范围内源头技术的研究地点东移,这类学者的归国对个人和国家不无好处,尤其对中国的现代技术经济的提升更是客观上的雪里送炭。

第五类学者,在个人的学术素质以及不费大气力不能获得的“钦”字号资源这一点上与第四类学者相当,只不过科技攻关和行政公关的优先顺序不同。这类学者一方面擅长或者爱好纯基础研究,有着不得不吃“皇粮”的难处,另一方面具有相当的行政公关能力和兴趣,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适应国内的学术文化,忽悠住一批科技领导和学术大尊,从而进入如鱼得水的境地。这类学者如果能够意识到以北美工资收入看来的小利却是中国工资水平上的大利,有办法抚平周围人群的心理不平衡,归国后的工作和生活会是很滋润的。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虽然他们的归国能够带来科研和技术上的进步,但同时也为第一类和第二类学者的目标的实现带来难度。

第六类学者,所有方面都与第五类学者相当,唯独少了高效开展行政公关的能力和兴趣,不善或不愿忽悠出个子丑寅卯。这类学者的归国对中国的科技事业是有利的,但是吃着难吃还吃不饱的皇粮,望不到头的艰辛生活可能成为问题。

第七类学而未成者,在海外华裔学人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热议归国的今天,仅仅拿到博士学位,作过两年博士后已经很难被当作归国学者了。如果反正在海外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不妨回忆一下《北京人在纽约》中阿春的那句“不是天堂、不是地狱,而是战场”的名言,乘全球科技产业东移的趋势,趁尚未退尽的青春,回国淘金一回。这类学人必须明白:科技人才分为大量的草根型基层研究人员和一个领域只需数人至多十数人的领袖型人才,而在两者之间,自己下,比不过国内同行的性价比,上,能力和学识达不到领袖人才的程度。自己在国外学到的那点东西,单从科学和技术角度看(国内官方要过滤掉的正是西方的人文),国内水平较强的研究生们跟从归国的领袖型人才(如第二至第六类)学习几年,也能做得来。找好定位是避免跳楼的保障,有鲁迅说的那种“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雅量,绝对也能得到愉快。

存在着可能被歧视的“瑕疵”的学者;中国人多,以供求关系的视点来看,整体上人不值钱是肯定的,对于归国学者亦然。但凡有一些可能被歧视的劣势,在国内一定会被放大,如年龄、现有职称、出身校等等的严格规定。当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力取缔年龄歧视时,中国的各项官方政策正反其道加大年龄歧视。其本质犹如王鸿飞在《支持年轻人的政策真能给年轻人带来好处吗?》的博文中所揭示的,行政系统虽然不问科学,却可以根据即时需要制定出一刀切的政策,把统计意义上可以被认为不中用的一批人抛弃掉。今天的国人已经没有李小文兄所说的买回千里马的骨头的春秋时代情怀了。海外那些打算回国后靠吃皇粮度日子的学者需对此有所估计。

然否?还请高人评判、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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