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一种人性或者人道的观念。这种观念一开始是针对神学蔑视人、忽视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观念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不过，这种观念或者理论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只从抽象的角度来讨论人道和人性问题，或者主要是考察人的自然属性，而不太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后来的一些人性论者与人道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类似的通病。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抽象的、只考察人的自然属性的观念，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新思潮的观点是，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而自由就意味不应该有太多的约束。其中主要就涉及到人的性需要、性心理等方面。于是，在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出现了所谓性解放运动。在那个年代，似乎人对性需要的任何压制和束缚都是不人道的，都是违背人性的。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性滥交开始泛滥，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性病包括艾滋病开始广泛传播，人们给这类疾病取了个名字，称为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简称STD）。这类疾病的传播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人们原来以为非常自由、非常哈皮的性解放，似乎不那么如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放纵的背后，是一系列的问题，是健康的损害，是人们的恐慌。到了80年代，一些女孩子开始讨论或者发起所谓守护处女之身的运动。她们不愿意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身体交给男人。
或者说，这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对所谓性解放的一种反对，而在观念上，在理论上，似乎还没有什么有力的武器来击倒这种所谓人性的理论。应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所谓性解放运动或许有点收敛，但并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少女怀孕、各类性病的传播都时有发生。这种所谓性的解放，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与裂解。
自20世纪80年代起， 这类所谓自由的人性观念也传到了中国。有些人对此十分热衷。那时，有的女大学生，还以与多人滥交为荣，认为自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们甚至还声称，她们所走的路是将来大多数人们必定要走的路，她们不过是先驱。这样糊涂而愚蠢的想法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或许在她们看来，在性的观念和视角方面，中国传统观念都是违背人性的，是不人道的。而西方的观念才是先进的，人道的。我们也要承认，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确是有违人性的极端与过火。但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关键还是要维护封建制度的“礼”。这个所谓“礼”就是制度，就是规矩。在理学家看来，以人的欲望来破坏礼的维护，是大逆不道的，是会对社会的秩序造成损害的。所以，他们才要存天理、灭人欲。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存与生理需要的确是需要满足的。食色，性也，这不仅仅只是指人们的生理需要，这也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食者，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命的延续，民以食为天，就是讲，只有吃得饱，人类社会才有生存与延续的可能。所以食者为天，而色之性，并不是单纯为了某种愉悦和快感，它主要是生命繁衍的动力需求。所以，无色，无性，人类就没有办法繁衍下去。然而，这两种天性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可以任意泛滥。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过，“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之后，必生疾病”，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不过中国的宋明理学讲得就更为深奥一点罢了。
今天的人们，不会赞同宋明理学那么极端的观点，为了所谓的礼制，完全扼杀人性，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是应该得到合理满足的。然而，以所谓人性，以所谓人道为由，让人们的欲望无限扩张，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这种麻烦如果发展得严重了，就是破坏社会的秩序。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只是单纯地要满足自身的各种生理欲望，更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克制这样的欲望。或者简单地说，人之所以为人，是要能够控制自己。中国有两个字“慎独”，讲的就是要学会控制。如果人不知道如何控制，见到自己想要的人或者物，就生扑上去，那天下没有不乱的。
人的生理需求与人对这种需求的某种控制，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道德。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这样的艺术和道德。现在有些人，对于金钱的欲望也是膨胀得很厉害，为了获得大量的金钱，不惜打破一切道德的底线，以身试法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想控制自己的欲望。中国古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说的欲望与控制之间的合理关系。只是现在有的人，几乎不接受这样的古训，只要是如野兽般的生扑，他们就都认为这样做的合理的，有效的。其实，事情往往是相反的。这种无节制想要满足的欲求，最终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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