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
中国式大学科学评价
2019-3-15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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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学科学评价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8年学术界一件重要事情是国家多部门发文,谈到破五唯(唯学历、唯帽子、唯职称、唯论文、唯奖励等)。此后,在科学网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我想,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破唯”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正如有的企业招聘大学生时提出“学历要求”那样,在大学生提供的没有什么特色的“千篇一律”的成绩单时,他们依据岗位特点看重一点“学历”和那些“证书”(四六级英语,计算机等级,会计证书等)就顺理成章了。“科学评价”往小里说是为了考核单位和职工的工作业绩,满足相关机构职工的职务或职称晋升,往大里说是维系社会正常发展所需的公平正义的基础。我想任何一个机构(企事业单位)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都会采用各种形式的“有形”和“无形”考核,“科学评价”就是这些考核的基础。

有人认为,我国的科学评价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若干年。我以为其实不然,即使在文革之前,科学评价就客观存在。如果再往前推,科学评价至少从民国时期开始。以大学为例,那些民国时期大学中的知名教授之所以受到社会公众的追捧,其实就是社会公众和大学自身科学评价的结果。而且那时的科学评价似乎以欧美学术标准为主,因为这些知名教授学者大多数都是从欧美知名大学学成归来。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科学大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属于哪个时代学术同行与社会公众“无形”评价的结果。

据我所知,解放初期,科学评价无论从学历还是科学成果都继承了民国时期大学的管理机制。例如那时从学历上侧重于欧美世界名校和国内名校。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多数博士毕业于欧美名校,例如王鸿祯先生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曾经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杨遵仪先生博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马杏垣先生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池际尚先生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冯景兰先生和袁复礼先生也有美国多所大学求学经历。这些教授的博士学历至今也是香饽饽。这些先生获得教授职称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普遍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学术论文。这些老科学家都属于当年的海龟,受到政府的厚待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学校著名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属于那时候的少壮派。他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没有几年,就因测定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而破格晋升副教授。那时候的副教授无论从学术地位和工资收入在社会上都很光鲜和体面。因此,可以说,那时的职称晋升采用的科学评价虽然没有当下那样的“高度量化”,却是以学术影响力作为“评价标准”,客观公正公平。没有人议论这些人的学术地位是走后门拉关系甚至“贿赂”获得。

那时大学中的学术评价比较公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学教师科研项目较少,因此,多数教师以教学为主。因此,只有少数教师基于对科学的热情,能够在“教学之余”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并产出科研成果脱颖而出率先晋升职称。教学出色者也会享受到提前晋升机会。例如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的蔡柏林教授教学效果好。后来我有幸聆听过蔡老师的课堂教学,名不虚传。当时,他在同批留校同学中率先晋升讲师和晋级工资,后来晋升副教授和教授都比较快。这就表明,当年考察一个教师既重视教学,也看重科研成果,注重全面发展。这样的“科学评价”自然比较公允。

文化大革命10年大学停止了招生和教学,自然不存在科学评价之说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大学职称晋升(大约1978左右)主要是“论资排辈”。因为,我们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大家成果基本上吃老本,晋升副高和正高一般为此前的讲师和副高。上世纪80年代中前后,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使用SCI数据库,开始了“适度量化科学评价”举措,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始终认为,结合我国国情,在大学教师职称晋升和研究生培养机制中适度采用学术量化评价举措是一个积极的正面举措,值得充分肯定。南京大学曾经6SCI论文收录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名,奠定了南京大学至今的辉煌学术地位。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单位走过的科学评价之路。由于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开始通过查阅SCI数据库(到隔壁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查阅纸质SCI),了解本学科研究热点和同行研究状况,并开始注重将成果首选发表在国内外专业主流刊物。那时候大学和科研机构还只是重视本单位在SCI源刊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并给一点论文奖励。例如,我们学校早期一篇国际专业刊物SCI论文奖励300元。

我们学校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在教师职称晋升中采用适度量化成果的评价举措。打破了以前论资排辈,“说你行你就行”,或“领导优先”的无序评价举措。学校一些“埋头苦干”,成果丰硕的教师属于这一政策的首批受益群体。至今记得晋升正教授的学术条件是从副教授任职以来需要同时满足四个学术条件: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篇(并未强调SCI);专著一部;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一一项,或二等奖排名前三,或一等奖排名前五;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此后,我们学校长期坚持教师考核标准是:在设置的五项指标中前三项均为教学,后两项为科研(我保留在职时考核表中内容)。

进入本世纪,科学评价似乎不能满足SCI论文的标准了,有人“发明”利用期刊的影响因子IF值,并简单依据IF的大小对期刊进行分区。随着文献科学计量单位提供的论文引用次数,ESI提供的“高引作者”榜单孕育而生。当然这种高引论文似乎主要停留在单位和个人成果的渲染,例如在人才帽子评审中。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高引作者分布与学科密切相关。不同学科之间对比ESI高引论文意义不大。况且高引论文成果不完全等同于高水平科技成果。

在经历SCI论文数量到期刊分区的评价阶段后,现在有的机构开始盛行自然指数指标。据说是为了突出论文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个指标由开始的68种刊物增加到当前的82种。其实,我历来强调,我们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博文:发表论文究竟是为什么?中进行过阐述:成果的优先属性;科学传播;科学评价。专业学术刊物是科技成果的载体,不能局限在自然指数涵盖的少数刊物。况且我们大量从事应用学科研究学者发表论文的刊物不在自然指数限定刊物。最新的评价似乎要走“代表作”和“原创成果”这种看似“高大上”评价举措。这种不断变化的科学评价做法使得一些科学工作者无所适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凡人,看重评价结果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后果”无可厚非。

其实,科学评价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复杂就是上述的“挖空心思”地不断提出一些看似“公平公正”“标准”。例如数论文SCI篇数,看论文发表期刊的IF值,论文的引用数等。简单就是首先看一个人是否坚持不解在努力工作。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学校长佐伯浩认为:“大学不像民间的研究机构那么重视结果。你可以失败, 你可以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 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但是你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了, 在大学里面就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重视的是你在科研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这个过程是否有意义, 而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果”。这种评价精神需要我们大学管理者们多大的 “勇气”和“肚量”以及专家的“鉴别能力”。“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陈景润,张益唐式的学术人才显然无法在我国当下高度量化的科学评价机制中生存。如果我们长期坚持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的评价机制,“钱学森之问”就是一个永远无解之问。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主任的话很实在:“我们评价一个教授,不是看你为系里拿了多少项目和经费,而是看你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显然,一个人的学术地位必须依赖他(她)的学术贡献,并由此带来的学术声誉。成果的水平必须同行说了算,而不是论文和刊物。因为,它们只是发表成果的载体。

夏志宏教授的文章“学术不端与学术管理”中提到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案例:“美国一个大学终身教授评审采取评审委员认真评价候选人两篇‘标志性’成果论文,一篇为‘合作完成’,一篇为‘独立完成’。评审结果认为两篇标志性论文中,候选人在合作完成论文中(也许水平较高成果)贡献不大,独立完成的论文质量不高”。这种评价方式正是我所期望的让那些高水平,具有道德操守的同行专家“审读申请者代表性成果”的做法。这种不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评价,相对客观公正。

 201938日初稿,15日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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