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

                ———客家土楼索古之一

                                 东夷人士李 沣

 客家，是“客”和“家”的对立统一，是世家（豪族）与家客在南迁后的战乱中形成的一种互相依存、相对固定而又十分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家”与“客”是主和从关系，正确的表述应为“家客”，但或许是因为客家人的语言习惯，把“家客”说成是“客家”。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又谓“客家土楼”。顾名思义，

“客家土楼”是“客家”历史文化与“土楼”历史文化的交织发展的产物。福建土楼的建造者、使用者，福建土楼的主人多数是“客家人”。客家人，即非本地土著，是客居此地的外来人。现在有人估计，海内外客家人约有１．２亿人左右。大陆有纯客或基本纯客县市41个，总人数约5500万。湖南、广西、四川等省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另外香港约有125万、澳门约10万、台湾约460万客家人。在海外，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80个国家或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总人口约有500万。海内外很多著名的企业家是客家人，因此有“客家人是中国犹太人”之说。因客家人在港、澳、台人数众多，而且出了很多经济、政治、文化精英，因此研究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是世界华人史学工作者的一大任务。时至今日，台湾、香港及大陆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已经做工了大量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福建土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有一个漫长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从建筑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土楼”，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如由张步骞、朱鸣泉、胡占烈撰写的《闽西永定县客家住宅》一文（载《南京工学院学报》1957年第4期），就有开创性、代表性意义。但把客家源流史与土楼源流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目前看来还比较薄弱。正如北京师范大学黎虎教授所言：“关于汉族民系之一的客家的民居，论者已经不少，然而尚无对其历史渊源作深入的探讨，偶尔涉及者亦多语焉不详①。探讨客家民居特征的历史渊源，

不仅有助于对这一独具特色的建筑、居住方式及客家民系特点之深入认识，亦将有助于对客家先民南迁、客家民系成因等问题的探讨。”②黎虎教授已对此课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客家民居特征探源-----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聚居、大宅、坞堡关系》。黎虎教授的文章启发我们，在研究客家民系的生成和发展历史时，必须与研究“土楼”的源流结合起来，孤立地研究“客家”源流，或者孤立地研究“土楼”源流，都不能对这一问题求得客观、圆满的解释，而这也是当前这一课题不能深入的主要原因。

    关于客家的渊源，目前学界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有二，一是中原汉族一支南迁后发展、演变而来；二是南迁汉人与南方土著融合发展而来。关于客家民系形的历史，比较权威性的说法是台湾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所阐述的客家先祖从东晋以后由中原南迁，在唐末黄巢起义及五代时期再迁入闽、赣二省边的汀、赣二洲，于五代宋初形成民系。对此说，最近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本人因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专门地、深入地比较和研究，对各种说法的可靠性都没有资格进行评论，因此本文只是想围绕“客家”和“土楼”及其两者的关系，从文献中求索相关资料，做些简单、粗浅的比较研究，为专门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北人南迁，历史相当久远。战国时有名的楚、越两国，其先人都是三皇五帝的后裔，再早还有三苗族被放逐南方。汉末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表明黄河流域的一些官民、世家豪族已移居到长江中、上游，并成了蜀国的主人。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北方遭战乱祸害，大量中原人口向四方逃难，有的向西逃，有的向北逃，但最多的还是逃向南方，逃向南方的益、荆、扬三州。《后汉书·刘焉传》载：“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三国志·魏志·卫觊传》曰：“觊书与荀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文士王粲对曹操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徐州、淮河流域的人多移居扬州。《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曰：“汉未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移入扬土。”张昭、鲁肃，都是由徐、淮移居江东的。《三国志·吴志·鲁肃传》曰：“中州扰乱，（鲁）肃乃命其属曰：中

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乃使细软在前，强

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

蜀军师诸葛亮，山东琅琊人，避乱居荆州。刘备、张飞，河北涿州人；关公山西临猗人。这些情况说明，汉末、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大量北方移民。但这些移民似乎与客家民系的形成还没有产生直接关系。

     西晋的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使西晋朝廷和北方大地，陷于血醒的战火之中。如果说贾后之乱的血醒残杀还限于宫迁内部的话，齐王、河间王、成都王、东海王、汝南王、长沙王等八王的混战，就把战火引向了整个中原大地。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使西晋司马氏政权名存实亡。战乱使民不聊生，流民遍野，“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在大批农民离开故土，四处逃难之时，民族矛盾也空前激化，胡人也揭竿而起，出现了所谓的“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最先起事的是匈奴人刘渊，尔后是上党羯人石勒。匈奴、鲜卑、羯、氐、羌的进攻矛头，不仅对准西晋朝廷，胡人之间、胡人汉人之间，也处在互相征战、杀掠之中。“五胡乱华”的第一个结果，西晋政权被击溃灭亡了。史载：公元311年，刘聪进攻洛阳，东海王越、太尉王衍率晋家王公贵族离洛阳南逃，中途曹石勒围劫，王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洛阳沦陷以后，害诸王公及百官以下3万余人。西晋的王公贵族、世家豪族、门伐地主及平民百姓，除去被战争杀害的以外，幸存者只好离乡背井，四处逃亡。例如关西，由于连年兵祸和灾荒，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

     公元316年，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亡。皇室贵族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史称东晋。这段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大量北人的南移。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做了如下描述：

为了逃避胡族杀戮的灾祸，北方汉人大量地向南逃亡。这是继东汉末年北方人口南移后，汉人又一次的大量南移。南移人口中，首先当然是豪族官僚地主阶级。据史书记载：“洛阳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

     一般人民的南移，也是大量的。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率过江淮。（同上）    

     逃到南方去的人口，到了南方以后，大多数是仍然居住在一个地方，┅┅并不属所在地郡县政府的管辖，他们是在新的土地上侨立起他们自己的郡县住下来。兖州逃到南方的，就在所在地区成立兖州，豫州去的就成立豫州。因为这里所成立的，并不是原来的兖州、豫州，而只是兖州、豫州人客寓南方组成的，所以就叫做侨立。《晋书·地理志》说：”是时幽、冀、青、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据《宋书》所载，仅长江下游，现在江苏一带就有三十三侨郡和七十五个侨县。③

何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东晋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设置，即“侨寄法”。西晋灭亡，南渡之司马氏贵族在长江下游的建康定都，名曰东晋。东晋实为流亡政府，因为他在江南没有牢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基础。但东晋政权中有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辅佐人物，即中原贵族王导。王导认为，东晋政权要尽可能把吴地的贵族豪门拉拢过来，稳定这个外来政权。但最为可能和可靠的是把南迁来的北方豪族门伐势力，充分利用起来，使其成为东晋的政治支柱。侨郡县主要设在离建康不远，而相对地广人稀的京口（即今镇江）地域。按照《宋书》的记载，“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因南迁来的士族豪强都摧携带大量庇荫的部曲、佃户，因此侨郡县的实际人口，比这要多很多。

南迁的北人，其主体是士家豪族。士家，按传统的说法是儒家，古人做官，都要通过科举考试，因此官员都是读书人。读书和做官，读书人和官吏，是紧密联在一起的。豪族，即豪门大户，而在古代，绝大多数豪门大户是官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按照何兹全先生的说法，南迁的人口是取团体的方式。单独小家庭南迁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险阻，成功概率极小。集体南迁的人口又往往是以一家豪族为中心，他们有力量保护自己。这家豪族率领着自家的奴隶、部曲、田客、家族构成这个集体的中心，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就

依附这家族南行，求得他们的保护。例如祖逖：“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族，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非曲直以少长咸之，推逖为行主。”（《晋书·祖逖传》）又如徐澄之：“澄之（今山东临沂人），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书·儒林传·徐逖传》）

    东晋朝廷的政治支柱，就是这些南迁的士家豪族。在长工江下游的这些士家豪族，按照历史的传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晋都城洛阳的士家豪族，他们多是原西晋中央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南迁后，他们多在东晋都城建康继续为官；另一部分是徐、兖、幽、青、冀、并的州郡的士家豪族，他们南迁后安居在离建康不远的的扬州地区，并新建侨郡州县。南迁长江下游的北方士家豪族，是南迁北人中的精锐，是支撑东晋朝的核心政治力量。

    北人南移的另一条路线是中路，起点为山西、河南，移民称“司豫流人”，落脚点为荆州地域（今湖北省境）。《宋书·州郡志》云：“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实土。”，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根据《宋书·州郡志》载，当时雍州户口，实郡领17149口，占总人口的22.7  %，侨郡领21826口，占总人口的  77.3%，而流民中的依附人口尚不在内，表明雍州（即荆州）地区以南迁侨人为主。北人南移的第三条路线，即由汉中到南蜀。因为蜀地离南京较远，这个地区没有实行“侨寄法”，这个地区的流民与东晋政权似乎也没有更直接、更密切的关系。进而可以推测，蜀地的南迁北人，不是客家民系的主要源头。

  荆、扬二地，因为长江大通道的联结，实为一个整体。

元帝在江南建立政权，很多地方依靠世家豪族王导一家的协助。当时有一谚语，云“王与马共天下”。但由于王家权力太大，王敦居上游荆州，王导居中辅政，这就引起元帝和王家的矛盾。”④

这表明，长江中下游，都在王家的操控之下，事实也是这样。当元帝要削弱王敦的权力时，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从荆州起兵东下围建康，镇压了反王的南方世家豪族，继续控制了东晋政权，确立了王导继续辅政后，又返回荆州，屯兵武昌。所以在当时，荆、扬是一体的。荆、扬构成了当时南方的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宋书·何尚之传》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说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在扬州，而荆州是其主干。按近人谭其襄教授的估计，当时北方人逃到南方去的总数约90余万，而这90余万南迁之人绝大多数就落脚在扬、荆二州。根据现在的各种历史线索可以肯定，南迁荆、扬二州的北方人，就是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人”之所以谓“客”，即这个人群非南方土著，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客家”之“客”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客”与“侨”、“寄”意同，即谓寄居他乡的人。因此，长江流域的侨郡、州、县的居民，都谓侨人、客人。《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广东通志·长宁县志》载：“相传建邑时，自福建来此者曰客家”。因此，“侨人”、“客家”，都是对外地迁入者的称呼。侨人、客人，都是对侨居南方的北方人的称谓。

  狭义的“客”，是指依附于士家豪族的佃客、食客、部曲等劳动者、半自由人。《南齐书·州郡志·兖州志》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称居江左的士家豪族与跟随而来的佃客、部曲，是主客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关系又表述为“客家”关系。《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客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客皆注家籍。”这段记载表明，南迁的数十万侨人，每家（每户）内部又分为两类人，即家人（主人）和客人（佃客、食客、部曲等）。“家人”有户籍，“客人”无户籍，因此客人“皆注家籍”，“家”

的籍，也就是“客”的籍。客随家（主），客与家形成统一体，这也许就是“客家”这一称谓的原始含义或者说是原始出处。

按照主从关系，“家”和“客”应表述为“家客”，但历史和现实对这种关系都表述为“客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客观存在的“家客”关系用语言表述时，客家后人把重点放在“家族”的主体上，而把依附于家族的那些“客”舍弃掉了。“客家”就是客（侨、寄）居南方的士家。

    二是客家人的语言习惯。据说客家人把“公鸡”叫作“鸡公”，“秋千”叫作“千秋”，“母牛”叫作“牛母”，“热闹”叫作“闹热”。这就有可能把“家客”称作“客家”。

注释:

①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运栋:《客家人》,台北联亚出版社1981年版;黄汉民:《客家土地楼民居》,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黎虎:《客家民居特征探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四册第1874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④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第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