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武装——八路军鲁东八支队的建立

博主按：

关于牛头镇起义，见之于寿光的文字记述，往往延用地方史志的习惯，把它描述成为一个地方事件，忽略这类事件的宏观背景，亦即它与上下左右的联系；由于资料的局限，事件陷于概述，缺乏细节。本文引述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回忆和牛头镇起义的主要当事人王文轩的回忆，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欠。当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补。

             鲁东八支队与牛头镇起义

《黎玉回忆录》载：

1937年9月，我到山西省太原参加了刘少奇、杨尚昆、彭真等同志组织召开的北方局所属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部署了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工作，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为了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我当面向杨尚昆、彭真同志请示，要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担任军事工作，他们表示大力支持。

10月上旬，我赶回山东后，在济南召开了省委秘密会议，具体讨论了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策略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在山东的统治势力较强。而红军的影响较弱；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使山东党组织一再遭受损失，虽然在抗战前重建省委后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但对于面临的任务来说，党的力量还是薄弱的，我们的工作是极为艰巨的。此外，山东有众多的地主、土匪武装，多为敌伪顽直接控制，他们与我们争人、争枪、争地盘，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困难。但是，坚决抗日，保家卫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因此，会议决定，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针对敌人首先会沿铁路、公路干线设立据点。分割山东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决定按东西南北中将山东划为10余个区，并计划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泰西、泰安、徂徕山、沂蒙山区、临朐一带、鲁东淄博矿区、长山、昌潍、寿（光）广（饶）博（兴）一带和胶东地区，分别建立10个军或支队。会议要求各地以党的组织为核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会等成员为骨干，收集民间枪支，动员人民群众，配备干部，筹备给养，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做好起义准备，最主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力量。会后，省委立即派人到各地去帮助发展党组织，加强对起义工作的政治领导。省委曾派北方局介绍到山东的党员刘居英去莱芜地区开展工作。泰安县的党组织恢复较晚，省委派刚出狱的鲁中工委委员张北华去加强领导。沂水县党组织没有恢复，省委派李仲林和邵德孚去重建县委，组建抗日游击队。

这时，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了廖容标、洪涛、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廖云山等红军干部和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山东。省委还通过八路军联络代表与韩复榘交涉，释放了一批关押在济南、青州、烟台、济宁等地的“政治犯”，为抗日武装起义，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我党领导的山东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有了深入的发展，抗战力量冲破了韩复榘等顽固势力的阻挠。在许多地区以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救国青年团”、“民众训练队”、“抗敌后援会”、“抗敌救亡社”、“战地服务团”、“游击战训练班”、“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先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我们在救亡团体内进行战斗动员，实施游击战术教育，筹集武器、经费，选拔有经验的军事骨干，使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武装起义做好了充分准备。至此，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山东人民揭竿而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军的残暴行径，必然导致抗日怒潮的高涨。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部署。适时地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在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树起了抗日大旗。

从1937年冬起，全省先后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著名的有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滨海、鲁南、湖西等十大起义。

牛头镇起义

王文轩遗作

    1937年12月，我党在山东寿光县，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名义发动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回顾这支部队的诞生发展以及在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方面看，这支部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是在中共鲁东工委和寿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寿光为中心，以牛头镇为基地，在寿光、广饶、益都、博兴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支英雄部队．它诞生不久，即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血战，在三里庄消灭了一辆汽车上的日军；在三合庄消灭了由青岛向河北回窜的一个汉奸大队，并收缴了朱子芹和胡营区的地主武装，两个多月就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既能机动作战又为人民所热爱的抗日武装．为支援七支队的顺利发展，八支队告别寿光父老，奉命进军昌（邑）潍（县）与七支队会师，配合七支队进攻柳疃日军据点，扩大了八路军抗日救国的影响，并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这时，鲁东工委决定七、八支队合编为一个部队，暂保留七、八支队的番号，由新成立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合编后，又应掖县三支队和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邀请，进军掖、黄、蓬，消灭了黄县城的顽军，成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打退了顽军焦盛卿对我住黄山馆指挥机关的袭击；帮助掖县三支队打退顽军张金铭的围攻，清理了三支队内部；与抗日救国军三军会师，形成了三军在掖、黄、蓬发展的有利局面；收编了国民党驻龙口海关和公安局的部队，打退了日本海军向龙口的进攻．1938年6月，八支队在平里店进行整编，编为3个区队，共11个大队．不久，奉清河特委调令，挥师西返清河地区，打退了11股土顽部队向清河地区的围攻，扭转了该地的危局．在此期间，为配合保卫武汉的正面战场，还曾与日军作战多次，一度攻人胶济铁路的重镇周村。敌人力图保住胶济铁路，连续如击“扫荡”，八支队在六天务和日军进行了激烈残酷的战斗，我十三大队大队长孙士良、政委王博昌和六十八中队的大部同志，均在此战斗中英勇牺牲．在孟家庄反击日军战斗中，对提高八支队战斗力起重要作用的副指挥、红军干部韩明柱英勇牺牲，敌人扫荡水渠、朱鹿、段村时，我主动出击打退了敌人．同年11月，八支队奉省委命令去鲁南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12月到达临朐南部山区，进行了一次小的整编，按正规编制，把中队、大队、区队，改为连、营、团并进一步健全了机关。1939年4月又在沂水的马站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把八支队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原支队的3个团并为2个营，团的机关人员调到纵队机关、岸堤干校及一支队后方司令部（军分区前身）工作或学习。

    1940年4月，一支队又扩编为两个团（第一团、第三团）。

    1940年9月，一支队机关改为山东纵队第一旅的机关，一旅辖一、二、三、四4个团．1941年成立山纵第四旅时，原一支队第三团改属第四旅，编为四旅十一团。

    抗日战争结束时，第一团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三师的第七团，以后三师转去东北战场，编为四十军一一八师，七团又改为三五二团．留在山东的第三团则编为山东解放军第四师的第十一团．在四师编为廿六军七十六师时，十一团又改为二二七团．据不少老同志回忆，在抗日战争中，同日军作战较大的战斗至少有35次，其中歼灭战4次。如：五井战斗歼灭日军两个小队；惠家庄战斗歼灭日军两个小队；葛家庄战斗歼灭了草野清大队；解放蒙阴城歼灭守城日军51人，对伪军作战不下百次，计俘伪军10000余人，其中将官3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四十军的三五二团参加了有名的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辽沈、天津、渡江、解放海南岛等战役。在二十六军的二二七团，在华东战场上参加了有名的莱芜、孟良崮，泰安、沙土集、睢杞、开封、洛阳、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建国之后，为保卫国家安全，这两个团都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总之，由发动牛头镇起义而诞生、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创造了自己的光辉历史，至今它们仍在担负着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

八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在寿光能够组织起成功的武装起义，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

    早在1924年，就有我党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在寿光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成立了寿光县地执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寿光党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国共分裂后，寿光党组织虽然受到了损失和牺牲，但仍在活动，继续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打死过军阀政府的催税人员，领导红枪会抗击过张来有、黄凤岐的土匪队伍．1932年还积极筹备配合博兴的农民暴动．直到1933年，由于原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叛变，寿光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损失，失去了县委的统一领导．1934年，我受中共济南市委的委托，去寿光同几位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建立了联系，并同坚持在当地斗争的部分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起，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关系．1936年秋正式成立了寿光县委，到1937年底，全县党员大约有100余人，这些人就是组织牛头镇武装起义的核心，也是保证起义顺利发展的条件．寿光党组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人民的利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这种高贵品质在当地人民群众中留下深远的影响，博得了人民的广泛同情和信任．所以当我们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时，出现了群众象潮水般地涌入八支队的感人情景，起义后的部队不患无人，只患无枪。

    起义地区的人民群众，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他们的觉悟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的教育：

    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日寇继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华北步步进逼，终于挑起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决心抵抗侵略，争取抗战胜利。

    二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内坚决剿共、对外妥协投降的国策，不准东北军抵抗日本，的侵略，白白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握有10万大军，却在敌人面前闻风逃窜，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德州等战略要地，陈兵黄河向韩复榘诱降．国民党寿光政府的武装，平时只知欺压民众，日军一占领德州、平原、禹城，他们即惶惶如丧家之犬准备逃跑．在这些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人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

    三是来自共产党抗日宣传和抗战行动的教育，我们抓住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种种具体事实，及时指出，日寇要灭亡我国家，奴役我民族，大敌当前是抗日救国还是当亡国奴？人人都要作出抉择．正当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韩复榘部队不战而逃，国民党寿光县政府惶恐不安准备弃城逃跑的时候，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消息传来，民心大振，人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和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身上。因而多数群众选择了跟共产党、八路军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这就是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武装起义的旗帜刚一举起，就有成百上千青年前来参军的原因；就是八支队东去黄县之后，寿光青年成群结队（如王高组成400人的一个大队）徒步赶到黄县参加八支队的原因；1939年底，又有1000名寿光青年，徒步越过胶济铁路前往临朐参加八支队的原因；也正是八支队成立不久，即敢于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进行血战的原因。

根据党的指示举行武装起义

    （一）传达博山会议．1937年10月底，张文通参加鲁东工委会议后，回寿光传达了山东省委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以及在鲁东地区成立抗日救国军的指示，接着，寿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确定寿光全体党员唯一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武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七七’事变以后，寿光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分别在县城和农村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如：在不同场合演讲、演戏、募捐、写标语、办报纸、办夜校，以及组织抗敌后援会、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自卫团等，这些工作当然很重要，但还属一般的抗日活动．从这次扩大会议以后，寿光党的工作才转到以组织武装抗日为重心，把一切活动集中到组织队伍，收集武器，适应战争需要上，要求其他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抗战来进行。

    （二）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是山东省委决定的．为了组建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县委扩大会后，立即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有张文通、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若之、王文轩等6人，由张文通任主席、王文轩兼任秘书．当时的军政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会（1938年3月，八支队在傅家庄整编后，有人宣布大队以上的干部都是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有些干部不是党员，从此改变了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它承担着组建部队的一切任务，军政委员会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确定用八路军的番号．省委决定分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但没有提出用八路军的名义．军政委员会则根据以下情况确定用八路军的番号：一是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人民，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举起八路军的旗号，定会得到敌后人民的广泛拥护．二是人民把八路军和共产党都看作一体，参加八路军的成员必然是思想明确，抗日坚决，立场坚定，思想统一。三是当时我们只有几支枪，力量很小，但用八路军的番号则声势很大，人民拥护．那时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尽管有1000多人的武装。但在日军逼近时惶惶不可终日，它不敢公然向我们挑衅．因此，军政委员会认为，用八路军名义比叫抗日救国军好，当即定名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2)根据寿光县当时党员的分布和群众条件，确定由小到大，组建5个中队，先以我党领导的牛头镇、崔家庄的武装为基础，建立一个部队，定名为特务队（对外仍叫抗敌后援队）．这是牛头镇起义以前组建最早的、老党员最多的一支队伍，队长是李文辉，指导员是陈梅五；以王高、邢姚为中心组建第一中队，队长是王克礼（后是王西安、王其金、吕中和）．指导员是王永周；以南北台头、南北洋头为中心组建第三中队，队长是郑德卿，指导员是王文介；以南河、吴家营为中心组建第五中队，队长是吴吉亭，指导员是陈梅五（由特务队调过来的）；以王家庄为中心，在城南组建第七中队，王文轩任队长兼指导员（孟祝三参加七中队以后，军政委员会确定由孟祝三任队长）。

    (3)确定牛头镇为总的集结点。牛头镇周围党和群众的基础好，那里距县城远，靠在巨淀湖边，周围遍布芦苇，便于防守，易于机动，又有马保三任乡长，我们少数人的伙食全由乡公所供应，大家认为，选择此处作为起义的总集结点是最合适的。

    (4)确定了支队司令和政治委员的人选。当时部队虽然未集结，但是外面已经纷传牛头镇是八路军的大本营．我们事实已处于半公开状态，有些工作需要马保三出面处理，于是确定了马保三任司令，张文通任政委（那时没有正规任命或书面通知，只作了口头通知）．还确定了王若之在部队集结时任参谋长（后因他在起义之前被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调去昌邑了，所以一直未通知）。

    (5)起草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宣言．宣言内容以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共中央7月15日交给国民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国民党政府8月14日发表的“自卫”声明，蒋介石9月23日发表的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为依据．集中地说明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各行各界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自主地团结全国军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神圣任务。

    这个宣言对内统一了思想，加强了部队指战员的抗战意志。同时，让人民更加认清了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国民党寿光县政府的人看了以后，也不敢轻举妄动．(6)与广饶、博兴、益都等我党组织的游击队取得联系。

互相接应

    （三）办训练班．在牛头镇举办了培养积极分子的短期训练班，由王若之讲游击战术，王文轩讲统一战线政策。

    （四）利用各种合法组织，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有些村庄成立了抗日自卫团、夜校、国术馆、武术队等，党员利用这些组织形式，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组织队伍．最有基础的是崔家庄的武术队和牛头镇的抗敌后援队，这两个队都是八支队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五）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旧军队参加抗战，这项活动，在羊角沟警察局和南河乡农学校都做了些工作，可惜因为过早暴露，两处均遭到了破坏，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六）组织了一支部队．当军政委员会对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已相当成熟之际，外面纷传牛头镇已住上了八路军，为防止意外和锻炼自己，我们决定取出现有武器先组织一支小部队，于是便通知崔家庄把能用的枪支带到牛头镇，加上镇公所的几支，县委的一支，孟雪园（寿光早期的共产党员，我的老师）交给我的一支，拥有10多支枪，30多人的小部队就成立了．不过还没有竖起军旗、戴起袖章，仍叫抗敌后援队。但大家情绪激昂，高兴异常，都想增人、增枪、扩大队伍．恰在这时，羊角沟的同志来报告说，在羊角沟有国民党的一艘测量舰，因日军封锁渤海湾开不出去，已就地把炮拆下来，连同舰上的武器一并运送县政府．随后崔家庄的同志又来紧急报告说，运送这批武器的大车正停在崔家庄休息，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派陈少卿（寿光县委书记）等8名同志带8支短枪，到王胡城以北路上，让他们把上交不用的枪借给我们抗日．当时马保三向陈少卿交代说：借到枪支后直接运往湖区，不要公开带来牛头镇，免得县政府来找麻烦．但陈少卿没有领会马的意思，还是在大白天带着lo余支枪进镇．不久，就有谣传，说县里要前来“围剿”．军政委员会让我到城里查明虚实，妥善处理．我到了城里，只听说八路军开到王胡城了，未听说县政府准备“围剿”牛头镇。我又去胡营向乡农学校的教务处长朱慕陶（是我发展的对象）查问。他说，谁也不敢带头去4围剿”，他准备自靠奋勇去向宋宪章讨差，前往牛头镇侦察一下情况，借此摸摸宋宪章的底。我同意他去．过后，朱去向宋讨差，宋认为朱的胆量大，同意派他去。朱率队前往牛头镇，在几里之外即故意将部队散开呜枪，他臼己则进村去留了一封信给马保三，信中写道：我是讨差来的，回城报告就说你们无影无踪．过了一段时间，宋宪章让家住牛头镇的乡农学校校长到牛头镇索取这些枪，最后我们还给他4支破枪了事．通过这次借枪，我们的枪支陡然增加了一倍多，周围的青年沸腾了，纷纷准备来干八路．老乡们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说这次真的看到了八路军。

    这时，全体共产党员都十分高兴，不少同志为了联络人员，收集枪支，连续奔波几昼夜。年过半百的马保三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从未脱过衣服睡觉。他曾遗憾地说：“如果早点给我恢复关系（他是在1937年10月，由张文通给恢复了党的关系），我该能给党多做多少工作！”这次借枪的另一个收获是，我们摸清了寿光县政府的底。他们是有气无力，自身难保，县里的武装部队已各有打算，县长指挥不动．二区张景月（原国民党寿光县二区乡农学校军事教官）控制着乡农学校100条枪，背后有慈乐尧等几个谋士给他出谋划策，他想掌握全县武装，但有县政府在，他掌握不了，要是县政府垮了，那里的一些部队可能四散．如果我们部队发展得快，实力会超过张景月．军政委员会判断，在日军没有占领寿光，国民党的县政府还未垮的情况下，我们打起八路军的旗帜来发展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

    （七）基于上面的判断，军政委员会决定，发表八支队成立宣言，并用马保三的名义出布告，给宋宪章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互通情报，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形成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形势。

    我们以八路军的名义和县政府搞统战，他们既不能不准我们抗日，也不能说他们不敢抗日，只得承认现状。

    （八）通知各个集结点上的党员，积极收集枪支，有能力自卫时即公开建立游击队，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八路’在寿光组织队伍和县政府共同抗战，不管国民党军队向哪里逃跑，八路军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立志坚决抗日的青年都跃跃欲试，以参加“八路”为无尚的荣耀和崇高的责任．一位叫崔次芹的青年，刚结婚第2天即来参军，家属多次来队央求他回家，他坚决不离队，一位叫崔泮公的农民已46岁也来当兵，他说：“我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光棍一人，我是真正来守土抗战的。”当时乡下一些富裕家庭，拥有自卫用的枪支，动员他们捐献枪支非常困难．由于武器来源有限，我们的部队一时发展的比较缓慢．尽管这样，枪支还是一支一支地在增加，队伍还是一批一批地在扩大。

    12月25日，沿胶济铁路东进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周村，按行程3日可达青州、寿光，国民党的县政府乱成一团，部队军心焕散．军政委员会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迅速赶制军旗，制作‘八路’臂章，公开站队，准备大发展。

八支队光荣诞生

    1937年12月29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第一面军旗，在牛头镇支队司令部的门口竖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寿光人民拿起武器，高举起武装抗日起义的大旗，坚决同倭寇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中国去的壮举．这是有史以来在牛头镇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是鲁东乃至全省人民的一件大事．因此，村内和周围的群众以及刚集中的300多名游击队员都笑逐颜开，欣喜若狂。

  在日军入侵寿光的前夕，城乡呈现出一片混乱，我们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在牛头镇一共住了18天，胜利地完成了部队编组、初步训练、作战准备工作，赢得了主动．在这18天中，有以下几件事件值得追述。

    （一）八支队在牛头镇起义后，全体指战员在牛头镇村庄周围作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这里的人民亲眼看到八支队的战士都是各村最有觉悟的优秀青年，他们衷心地热爱这支部队，一开始这里就成了八支队的后方．八支队的人员越多，在这里吃饭、喝水、住房等麻烦事就越多，当地群众不嫌麻烦．八支队能在这里顺利地集结、编组、训练、建立制度、准备作战，确实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这里的人民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继续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我们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这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抗日武装，是人民的军队，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战斗，与国民党军队有本质的区别．八支队一成立就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为提高政治干部的威信和地位，军政委员会作了一条规定：在编制序列上，把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写在司令员、大队长、中队长前面，这一制度延续到1938年12月临朐整编时，才由胡奇才（红军干部，1938年12月任八支队副指挥）给改过来。

    （三）我们一在牛头镇集结起义，就抓紧组建队伍，进行战斗训练，很快形成了一支有战斗能力的部队，随时准备进行战斗．因为那时日军早已侵占周村，日军刚进入寿光，我们就开到前线作战．以后，我们能在寿光各地打游击战，在三里庄、三合庄取得作战胜利，正是这一段积极训练、加强战备的结果。

    （四）1938年1月6日下午，日军侵入寿光县城．在日军未到之前，寿光县政府和它的武装早已弃城逃跑．县政府的武装除少数人跟宋宪章东去，一部分被张景月控制外，其余大部分溃散，我们抓紧这一时机，号召党员干部战士，迅速去收集这批被遗弃在乡间的武器、弹药、马匹．仅用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将遗弃在弥河以西的武器基本上收集起来，到1月下旬，我们部队就增加到近千支枪，1000多人。

    （五）1938年1月10日，韩明柱来到八支队，这对八支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建设起了关键作用．他是红军的青年干部，在红军里任过团长，省委分配他在淄博和杨涤生搞抗日武装起义，因那里的条件不成熟，杨涤生带他到寿光．恰巧，那天日军正向寿光前进，宋宪章要弃城逃跑，怀疑杨、韩两人的行动，将他们扣留，在宋部工作的我地下党员李廷奎、李登坦发现此事，即在夜间携带武器、马匹和韩、杨一起脱离宋部，在1月10日到达牛头镇．八支队来了一位红军干部的消息轰动了牛头镇的男女老少．当时我们已发展到700多人，300多支枪，正愁没有人指挥和带领．来了这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真是天赐良将，军政委员会一致推举韩明柱任八支队副司令．从此，他肩负着八支队的组织编制、训练、作战、建立制度、培养作风等一系列建军任务．他在八支队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三里庄歼敌、三合庄收缴伪军韩营大队的枪，白天攻下黄县县政府，焦桥一战打跨了II股土顽，一度攻入日军据点周村，孟家庄歼敌等都是韩明柱亲自指挥创造出的光辉战绩．他在全体指战员中，在胶东掖（县）蓬（莱）黄（县）和清河地区的广大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望．当他在孟家庄指挥部队围歼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全部队上下均痛哭失声，各地群众都遥向这位英雄祭奠、致哀。

   八支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

    在牛头镇集结了18天，旧县政府力量彻底崩溃．怀有各种目的而用抗日名义的武装出现好几殷．为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收集武器，寻找敌人作战，行军锻炼，支援各地工作，部队决定离开牛头镇，在弥河以西地区游动．1月18日进驻邢姚，阻止了张景月向北部发展，并在王高建立了十五中队，郑春温任队长，桑芳国任指导员．24日进驻张家庄，为早期共产党员张玉山扫墓，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还在这个村枪毙了从内部离间、破坏抗日部队的郑言龙父子两人，巩固了我们的队伍．2月3日进驻罗桥，侦察日军每天来往的规律，决定对日军作战．2月4日选择三里庄作伏击点，5日拂晓将一辆汽车上的3名日军全部消灭，并将缴获的日军汽车及胜利品向群众展览，八支队对日军第一次作战，就全歼了敌人，这证明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不仅敢于打击日军，并且能取得胜利．这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四处溃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寿光人民，广大群众自动掀起劳军热潮：有的用车拉着白面来劳军，有的用酒肉劳军，有的捐赠枪支、子弹．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参军热潮，有的带马，有的带枪，有的带药品，有的带自行车来参军，有的青年硬是住在部队里不走，等着参军．、在韩复榘军队里当过营长的孟祝三，也带着40人枪参加了七中队，我的小学老师也来参军，齐鲁大学教授张均韶先生也来要求参军，他们确实都把八支队看成了自己的子弟兵，真正的人民军队．

    2月17日，八支队进驻北洋头，在此总结了起义后一个半月的工作．2月21日，部队进驻三合庄，路经南北柴村时，这里的青年拉着战士的手要求参军，中午在这里召开了村民大会，马司令发表演讲，并展出了三里庄战斗缴获的胜利品，人民称赞我们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在这里接受一批青年入伍，并筹集到一部分枪支．2月23日，群众来报告说，在小韩庄住进了一支队伍，自称是韩营，不准村民出入，人数不详．司令部即命特务队李銮金带一个小队前往侦察．李侦察后发现，敌人人数不少，装备也好，于是便派马泮才回司令部报告．韩明柱副司令带大队直扑小韩庄，将该庄四面包围，加上周围观战的群众，满坡遍野都是人群，分不清哪是军队，哪是群众．在这种形势下，韩营打出白旗和我谈判，向我投降，接受改编，当晚，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三合庄，准备第2天改编，韩营看到我们武器简陋，服装杂乱，不象正规军，便想寻机逃跑。当我发现敌这一意图后，便决定借开欢迎大会时缴他们的枪．第2天召开大会时，这些人已有戒备，他们枪膛都上了子弹，当我们去夺枪时，枪响了，侯学武不幸中弹牺牲．事后查清，这是一股汉奸队伍，原为河北省的一个伪军大队，大队长叫韩莹，跟随日本侵略军到青岛后又回窜河北，走到小韩家庄被我包围了，共俘获他们68人，70多支枪．3月1日，我都由三合庄移驻夏家店子．3月11日到王胡城．3月l6日进驻傅家庄．这是游动的最后一站，在这里全支队进行了总集合，大整编。

八支队高举抗日的大旗东征西战

    3月1I日，八支队司令部通知所属各部队，于3月16日到傅家庄集合，这是八支队起义以来的一次总集合．原来在城南活动的第七中队按时赶到王胡城，益都组建的十二中队也赶到傅家庄，广饶由王召进、吕中和带领30人编人十一中队．这时的部队番号共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二、十五等8个中队和特务中队、骑兵队、交通队，连同司、政、供、卫机关，共2000多人，，1000多支枪，在寿光境内，这是最大的，也是敢和日军作战的一支部队（当时张景月的部队比八支队小），其声威影响已传遍鲁东。

    在傅家庄集结时，我们考虑到朱子芹的地主武装必须解除．18日晚，司令部派特务队和七中队前去把朱的60支枪及弹药全部收缴，装备了上述两个中队．然后部队在傅家庄进行了第一次大整编。根据作战需要和部队的发展现状，编制了3个大队，3个直属中队．支队机关按红军编制设置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机关、部队均设政治干部，大队设大队长、大队政治委员；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文化教员；分队设政治战士．这同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有本质的区别。

    八支队两个多月的创建活动，重点集中在人和枪上，对如何建党曾有所忽视，在进行党员登记时，多数队员都说是党员，他们以为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了共产党，这时才引起我们的重视．于是确定对党员进行教育，并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在部队里建党．

    我们集中精力创建八支队是很成功的，但有了部队如何抗战，在哪里抗战等盲目性很大，如张景月提出和我们共分羊角沟盐税被我们拒绝了，后来到胶东，才懂得抗战也需要有经费，又组织了募集队四处募捐。

    在傅家庄整编期间，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来到八支队，帮助我们总结了起义、建军、作战的经验，并提出八支队东去支援七支队发展的新任务。当时，八支队的同志都从支援七支队顺利发展这个大局出发表示同意．因为多数人同意了鹿省三的意见，所以还是决定去昌（邑）、潍（县）。

    我们东进以前，派李文轩同张景月协商，说明是借道经张景月部防区向昌潍迸发，请勿发生误会．其实，张景月对我们离开寿光县是谢天谢地的．我们一走，在寿光就没有和他竞争抗衡的对手了。

    3月23日，八支队告别寿光父老，分兵3路，浩浩荡荡向昌潍进发了。

    历史证明，八支队东去支援七支队的发展是正确的．其后，七、八支队一起去支援胶东，也是正确的，但八支队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创造出寿光当时那样我们完全占优势的大好局面，东去支援七支队的发展时，八支队连一个中队也不留，把寿光弥河以西地区白白丢给了张景月．这不论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不适当的．我们走后在寿光留下了很少的党员，党的骨干都随部队走了，完全不考虑寿光党的工作，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时我们只用一半力量或者用两个大队去支援七支队，由东西两面牵制张景月，张景月的势力就不容易发展起来，而且也不至于后来给鲁东地区带来那么大的危害．如是这样，也能够达到支援七支队发展的目的，由此看来，当时我们对于如何抗战在那里抗战等问题，在认识上确实幼稚，存在不少盲目性。

八支队第七中队的诞生与发展

王文轩遗作

在寿光城南，以后王家庄为中心组建第七中队，是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在研究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先在党群基础好的地区组建5个中队的部署时决定的，并指定我兼任这个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由于这里有坚定勇敢，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共产党员和具有强烈抗日意志，并积极要求组织起来对日作战的广大群众，在这里组建七中队是有坚实基础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在牛头镇，到1937年底才回到城南组建这个部队，所以这个中队组建较晚，但它成立以后发展很快．1938年3月16日在傅家庄总集结时，它是人数最多枪支最多的一个中队．整编时，七中队分编为两个中队。1938年4月，我部在昌邑柳疃战斗失利后，部队一度出现了混乱，参加七中队不久的孟祝三（原韩复榘军队的营长）动摇了，他以“回寿光去抗战”的欺骗口号，把一个中队又拉回了寿光，以后投奔了张景月部队，但那些跟随八路军坚持抗战的人识破了孟的真面目，又陆续跑回了八支队．如后来担任过四十一军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授少将军衔的王道全，就是这样跑回来的，七中队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战斗中锻炼成长，从中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后来成长为师、地以上干部的，具我所知就有赵传真、孙寅东、王道全、汤鲁泉、汤景仲、李冠智、张国峰（可风）、刘自珍、张保太、李德本等．还有一些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如牟里堂（柳疃战斗）、王兰芳（六天务战斗）、王桂兰（1941年日军合击马牧池）、王传名（1942年日军合击南蔷峪）、汤景仲（抗美援朝）等．他们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第七中队的诞生

    1938年1月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寿光县城，国民党和它的部队，在日军未到时即弃城逃跑，多数部队在撤逃中溃散，旧政府彻底垮台。这时在寿光城南新拉起两股队伍：一股是胡营的十几个旧军人，在当地地主们的支持下成立了胡营区队．这些人天天吃喝赌博，毫无民族意识，若日军到此，不是溃散就是当“维持会”（为日军服务的汉奸组织）．另一股是孟祝三在纪台拉起的40余人的旧军队．孟祝三原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个营长，日军占领德州、禹城，韩复榘的部队向黄河南岸撤退时，孟祝三由惠民带着一部分武器回到纪台，召集把兄弟和旧属成立了这股队伍．这里的人们看到国民党部队在日军未到即纷纷溃逃，不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又因为孟祝三部虽然打着抗日旗号，但队伍内部成份复杂，土匪性质未改，所以这股队伍成立之后并无发展。

    后王家庄距胡营3里，胡营驻有国民党地方部队；距纪台9里，纪台驻有孟祝三部．在这两股旧军队的夹缝中组建七中队，不能不首先考虑部队成立以后，如何立足和发展这个尖锐问题．鉴于我们在羊角沟警察局和南河乡农学校的力量因过早暴露而失败的经验，我采取公开发动群众抗战和秘密组织队伍，等到有足够的力量可能自卫时，再公开站队的办法．先把后王家庄22个积极分子组织了两个班，由当过兵的王兰芳（党员）、王化功分任班长．把筹集的枪支密存起来，昼夜巡逻，防止意外．在外村也把积极分子组织了两个班，将所筹枪支分数保存．由刘浩然、王胜林任班长，约定旧历正月初一吃完饺子即公开站队，打起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七中队的旗帜。

为保证我们的人枪安全，在旧历年前，我们正式通知胡营、纪台这两股旧军队，“过旧历年时，八路军将从牛头镇派一部分部队进驻后王家庄，请互相联系，勿生误会，”以此来牵制这两殷队伍，使他们不敢暗算我们。

    这个旧历年过的格外繁忙、紧张，但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高兴、愉快，游击队员们过年都是抱着枪吃饺子．这时虽然已经沦为敌后，但我们已拿起了武器，将在敌后开辟抗日战场保卫家乡、保卫人民，不管遇上什么困难：曲折和牺牲，都不能动摇我们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 天未亮，后王庄的22个游击队员都拿着武器，齐集我家东屋里，戴上“八路”袖章，宣布七中队在这里成立，接着外庄的队员也来了，一面拜年，一面成立游击队，按名单分为4个班（以后统称小队），各班集中在一起，开始过集体战斗生活．我又重复给大家讲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军民关系，提出队员们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队伍，增加枪支，准备在敌后对日军开展游击战争．要求人人都当宣传员，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团结抗战的主张；宣传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和历史上一切旧军队不同的本质．还特别提醒大家，目前我们正处在两股队伍中间，必须加强戒备，时刻防止意外。

年节的一切热闹，都超不过队员们参加八路军的喜悦．宣传八路军的主张成为游击队员们向亲友们拜年的主要内容．七中队的成立，成了那年春节在这一带群众中流传和议论的头号新闻。

七中队的迅速发展，对周围的影响不断扩大，原寿光私立中学校长郝德卿（以后投敌当了汉奸）在田马拉队伍，原昌乐公安局长张天佐在昌乐拉队伍．他们都来信联系，说明他们怕七中队向自己的活动地区发展．中共益都县委组织的十二中队，也和七中队有直接联系。在纪台的孟祝三，对七中队的迅速发展颇为羡慕。

威震城南

    孟祝三是个旧军人，以前我同他并不相识，在城南准备组建七中队期间，我以八路军的名义同他多次接触，主要是向他们做宣传工作，说明我们在牛头镇成立八路军游击队是为了在敌后开展对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并配合正面战场战胜敌人，指出“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孟和他的部队对我很尊重。

    正月初八，七中队已发展到100人，60支枪，加上大刀、手榴弹，人人都有武器．部队士气高昂，已成为城南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

    七中队发展如此之快，使孟祝三极为震惊，他想自己的队伍都是些老军人，枪支又好，为什么队伍却发展缓慢呢？他开始看到八路军这面旗帜对爱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表示愿意参加七中队．纪台村的共产党员孙凤岐给我传来这个消息，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孟祝三．我给孟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宣言，和他谈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向他介绍了七中队的发展情况和人民为何积极参加七中队的道理，并说明还有上百青年要求参加七中队。我请他们先不要来，现在是人多枪少，等我筹集到枪支时再来．还特别申明“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指旧军队说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拥护，好的农民，好的青年都愿意参加八路军，这就是七中队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0多人的原因，这就是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就敢同日军作战，一举消灭一辆汽车上的日军的原因．孟祝三表示自己没有跟韩复榘的队伍向黄河南岸撤退，而带一部分武器回家，就是想组织起来抗日，我对他这种坚决抗日的态度表示赞佩．我回来即派孙凤歧到牛头镇向军政委员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军政委员会表示欢迎孟祝三参加我军。

    正月十一日，孟祝三到后王家庄拜访了我，主要申明他和他的部队愿意参加七中队，同我们一起抗日。他说他的队伍都是旧军人，有旧军队习气，今后都按八路军的规章办事．我向孟表示诚恳的欢迎之后，他说明天（正月十二）即把队伍带来后王家庄和七中队住在一起。这时我提出对胡营区队的看法，同盂交换意见．孟肯定地回答说：“胡营区队不是抗日的队伍。”因此我和孟商定，晚上由他带人去缴胡营区队的枪，解决了区队以后，七中队移住胡营．孟按照计划，于黄昏前就把区队的枪缴了，第二天早饭后，七中队即由后王家庄移住胡营。原来城南的3股队伍，现在只有七中队一家了。这时，七中队共有140多人，110多支枪，按军政委员会来信指示，由孟祝三任队长，王文轩任指导员。

这时，七中队的声势很大，北起寿光城，南至胶济铁路，都属七中队的活动范围．城南的中学生几乎都参加了七中队，《青岛时报》的副总编韩景文也来参加了。我把这些知识分子组成了宣传队．他们情绪高昂，写标语、撒传单，到各村开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战争形势，阐明八支队的性质、特点、任务；他们用事实为批判“亡国论”、驳斥诬蔑八路军的各种谣言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七中队的声誉，随着部队的发展，已传播到昌乐、益都．这时，跟着孟祝三来参加七中队的坏分子崔乐亭（孟的把兄弟），用七中队的名义到三元朱去压款（强迫老百姓出钱）．该村群众都知道七中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认为这支部队绝不会有压款行为，便断定此人必定是冒名讹诈，遂将他捆送七中队．一路上很多人跟着围观，到胡营后观看的人越聚越多，有几百人在院外等着看七中队对崔乐亭作何处治。我深知对崔的处理，必须做好盂祝三的工作，征得孟的同意，处理才会顺利．我对孟祝三说，现在国民党和少数地主造谣，说我们是土匪队伍，不是八路军，但多数人不相信这类谣言，他们说王文轩的队伍是真八路，现在七中队对崔乐亭这种土匪行为如不严厉处治，那就证明我们和土匪是一伙了，七中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是什么性质的队伍，这是个根本问题．孟祝三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很好，他说对崔乐亭必须严厉处治，否则无法挽回七中队的声誉，最后，我提出枪毙崔乐亭，孟同意了，便叫孙寅东写布告．布告写好了，由谁来执行呢？刚参军的农民打日本鬼子有勇气，让他们枪毙人还勇气不足．我只好请孟祝三派人执行．孟派魏兰田、孟昭莪等把崔枪毙了．从这时起，胡营的地主和周围的村民都异口同声地说，七中队是真正的八路军，真是人民自己的队伍，群众自动地用大车给我们送白面，有的还送来枪支子弹，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

扩充枪支壮大队伍

  为了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筹集枪支、子弹，部队由胡营移住杨家庄住王玉锡家．王的儿子王永富过去和我关系很好，经我向他做工作，他把枪捐赠给了七中队．在这个庄，我们还接受了王永平入伍。

    正月底，部队由杨家庄移住营子，队部住在“二黄牛”（外号）家，他家有10多支枪．我和孟祝三商妥，请房东来动员“二黄牛’捐赠点武器，不料，这家地主十分顽固，他不但拒绝捐赠，并且站在他家的炮楼上大骂我们是土匪，猖狂地喊着：“要枪没有，要子弹头有！”接着就向我们射击，战士们和村民们听后都气坏了．孟祝三即带一个分队把炮楼包围起来，我们动员“二黄牛”家的雇工和佃户向炮楼门口堆柴草，告诉他如不出来向我们赔礼即烧死他．柴草越堆越高，他害怕了，派桑鲁泉（曾任韩复榘的秘书）出来讲和．桑鲁泉认识我，他问我什么条件，我说：“按蒋委员长的谈话办，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西南北，均有守土抗战之责．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有10支枪，拿出5支来抗战，拿出一千元作抗日经费。”桑鲁泉笑了，显然是认为我提的条件太低了．他说：“你放心，我回去告诉他，他应当完全按你的条件办。”两个钟头以后“二黄牛”老老实实履行了答应的条件，还多拿出了100元钱，要求解除对炮楼的包围。晚饭后，我们又移住胡营．这里群众听说“二黄牛”在炮楼上辱骂了七中队，都表示义愤，认为我们的处理太便宜了他。

    辛景章原是寿光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寿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都经过他的手，寿光沦陷后，他仍呆在家里，态度不明。有人提出辛景章有枪我们借不借？我和孙凤岐、孟祝三研究：大敌当前，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我们不和他算旧帐，而去动员他出来共同抗战，如果他不愿出来，就向他借枪．为慎重起见，此事交由孟祝三带一个小队去办．辛景章一见到孟祝三就吓得跪下，言不由衷，十分狼狈，可能他误认为我们去是和他算旧帐的。孟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跪着把枪交了出来。

    寿光城南弥河以西的枪支，用“借”、“捐赠”、“带枪参军”等方式，到3月初大都已集中在七中队，闲散在民间的枪支基本上没有了．在胡营我们用半个月时间，从单兵到班排进行了初步军事教育，部队的行军作战能力都有所提高，抗日救国的胜利信心也有所增强，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已初步成长为一支生气勃勃的新队伍。

    3月11日，司令部通知七中队于16日到王胡城集结，准备整编，第二天我们即进行了传达和动员，作好移防准备，当时我还不知道部队整编后就要去昌（邑）、潍（县）执行支援七支队的任务，只是说明分散组建的游击队必须集中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便于对敌作战，整编后我们力量集中了，必将寻敌作战，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作战，大家听说要和大部队会合的消息非常高兴，都想看看我们的大部队，都想看看我们的马保三司令，都想打三里庄那样的歼灭战。

    15日做好了行军的一切准备，夜里12点，部队由胡营出发，拂晓前到达王胡城，在这里住了7天，办了4件事：缴朱子芹的枪；整编；党员登记；动员支援七支队发展和做好行军准备。

    朱子芹是寿光朱家人，民国初年任过烟台道尹，授中将军衔，在寿光城修有将军府，屡办盐务（收盐税），是个有亲日倾向的军阀头子．日军侵占济南以前，他回寿光组织了60人的地主武装，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八支队司令部认为这般部队乃一隐患，决定收缴他的枪，指定七中队和特务队去执行此项任务．鉴于孟祝三轻而易举地收缴了胡营区队的枪，我提出让孟祝三从七中队挑100人和特务队去完成此项任务．3月18日晚，我部未发一枪即将朱子芹的全部枪支、弹药收缴了，除将冲锋式和短枪上交司令部外，长枪都装备了七中队，

傅家庄整编。

    3月18日，各地武装奉命到傅家庄集结．这是八支队起义以来第一次总集合，除七中队外，广饶、益都的部队也在整编前赶到了傅家庄，只有博兴的部队因通信联络迟缓未赶到（1938年8月，八支队返回清河地区时，博兴的王博昌、陈竹村带着一个大队参加了八支队）．以傅家庄为中心的总集合，主要是完成了部队整编任务，还有些应该做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做，部队整编后即东去了。

    这次整编，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按红军的编制，统一了支队机关和部队的编制，支队按司、政、供、卫设置．支队机关、战斗部队均设政治委员、军事指挥员；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文化教员；分队设政治战士。

    （二）初步建立、健全了支队机关，发挥了机关职能作用，但后来因为有的非党员也成了军政委员会的委员，改变了原来军政委员会的性质．从此，军政委员会的活动就很少了。（三）在支队以下建立了大队一级指挥机构。

    （四）建立了全支队的集中统一指挥

    在这次整编时，七中队因为人多、枪多，被分编为两个中队．当时，有人提出，自己组织发动的部队自己不能带，避免闹宗派。于是，原七中队分编后，一个中队编入一大队，一个中队编入五大队。当时，我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我认为党的武装不是任何个人的，谁带都可以，未作其他考虑。但在柳疃战斗受挫后，孟祝三趁着部队混乱之际，以回寿光抗战为借口，公然拉着一个中队回寿光，以后投奔了张景月。从这件事上看，如果七中队分作两个中队后，编在一个大队，仍由我和孟祝三带领，即便孟祝三经不起挫折想拉走时，至多也只拉走他那40个人，其他人、枪他就拉不动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