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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论自由——与张教授商榷

已有 14319 次阅读 2012-12-9 18:28 |个人分类:自传|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论自由

  张能立教授在《亲爱的程代展老师,您的心结我来解》中谈到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他从“自由”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他自己树起的对立面,所谓“科研Style”和“爱国Style”。我对张教授文中的一些观点是同意的,但对其多数观点不能认同。特别是张教授给别人贴上标签再批判标签的文风,让人不爽。总觉得他像一位堂吉柯德,腿跨瘦马,手持长矛,声色俱厉地挑战风车——那风车是他自己想象的对手,不是我。

一、自由是什么

  在许多哲学名词中,“自由”大概是最有歧意的概念之一了。就常识而言,一提到自由,人们的头脑里就会出现一幅“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虎卧山涧、马驰平原,万物随心遨游、任性腾跃”的情景。这种自然界的绝对自由能否搬到人类社会来呢?欧洲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思想家狄德罗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甫的肠子绞死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这句话背后的含意是:只有去除行政制衡和信仰约束,才能得到行动及思想的自由。如果暂不考虑其对中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神权的挑战意义,这句话中所提倡的是一种作为自然人的自由,这是狄德罗和他同时代的一批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这种自由与上述动物在自然界的自由类似,它被卢梭称为“自然的自由”。
  自然的自由在理论上可以存在,但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中,自由不仅是个人的议题,而且是社会中各主体间相互制约的命题,不能只依赖于自我。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于是,这就涉及到追求自由所要遵从的“无害于他人”的这种责任。但如果一个人开车右转,另一个人直行,两个撞了车,那么,是谁妨碍了谁的自由呢?这就需要社会契约。

二、自由与社会契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曾说过:“我们相信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他们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的权利、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at happiness. —Thomas Jefferson)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人是天生的奴隶。”这也是我多年来的信仰。当年我漫步在罗马角斗场上,情不自禁地一遍遍热泪盈眶,就是对失去自由的奴隶的同情和对逼人为奴的制度的憎恶。
  那么,什么是社会契约呢?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权利交给公共,受公意之最高指挥,每个分子都作为全体的不可分的部分。”卢梭将这种公共称为主权体,它的内涵有国家、政府、法律等。
  社会契约起什么作用呢?卢梭认为:“人们在社会契约上所丧失的是自然的自由和随心所欲,取其所能的无限权利。他所获得的是社会的自由,及其保有物的所有权。”换句话说:承认社会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将自然的自由,即受限于个人的力的自由交出去。换取社会的自由,即受限于公共意志的自由。
  卢梭思想革命性的内涵在于,他明确指出:公共体并不等同于政府。公共体代表的是“公共的意志”。因此,他写道:“当人民只要遵从这社会契约时,他们便不是服从什么人,只是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其实,只有政府或执政党代表公共的意志时,人们才愿意将自然的自由换取社会的自由。卢梭还指出:“如果有了营私的党派,以公共的团体为牺牲,则每个党派的意志,对其成员而言,是公共的。对国家而言便是个别的了。……如果这些党派中有了一党,其势力大到足以胜过其他,则结果的互相一致将不再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是党派的单独意志。”
  那么,怎样保证社会契约能代表公共的意志,或更直白地说,政府的合法性呢?我想引用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就是这些人民,他们明智地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使人民公仆的权力十分有限,不能为非作歹;他们还同样明智地规定了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四年),便将这极有限的权力收回自己手中。只要人民保持道德情操和警惕戒备,任何行政官员,纵使极端腐败或愚蠢,亦不能在短期中对这政体造成严重损害。”

三、自由与精神解放

  无论是个人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还是在科学探索中的学术观点,都属于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的交集,也就是说:公共的意志对它不构成任何约束。在这方面,我同意莱布尼茨的观点:“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因此,如果张教授的文章只涉及到思想意识和科学研究,我大概不会反驳,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与他有共鸣。但张教授始终在谈“国家”,“人类社会”,以及自由的本质等,这就逼得我开口了。
  在思想层面,中国人真的太需要一场启蒙和精神解放运动了。中国人受的精神桎梏实在太多了,从M主义到M思想,都是从小不得不学,而又不容怀疑的“真理”。之后还有书本的圣经,老师的金口玉言,不容违抗的父母之命……年轻人的头脑中还有多少留给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呀?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造成的。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太多,有兴趣了解我的观点的可参见我的旧博文《中华文化之管窥》。
  想补充的是:我们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扼杀青少年创新思维的罪魁祸首。看过一个报道,说老师教学生一首古诗,他甚至不去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涵和欣赏它的美,而是要他们背下关于这首诗可能出现什么考题和如何解答。这种教育甚至不让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而把他们培养成做题的计算器和应试的机器人。从这一点看,越是重点中学越邪恶。
  研究生培养又何尝不是如此?片面追求发表文章让学生无暇学习和思考。于是只能跟着老师,或从国际杂志找个题目,做一点依样画葫芦的研究。他们的个人意志、科研激情和原创性,都被该死的EI、SCI给磨灭了。
  在思想和精神领域,我会附和张教授满怀激情的呼唤:“要说人类什么价值最具神圣性,那么,没有什么价值能超越自由具有的神圣性;要说人类什么追求最具正当性,没有什么追求能超越造求自由更具有正当性。”对于中国教育和科研的现状,我们真的应该疾呼:“让自由的风吹得更猛烈些罢!”

四、自由与理性思维

  假如说,社会契约是对自由的硬性约束,那么,理性思维就是对自由的软约束。理想、道德等均属于这种约束。卢梭曾把这种自由称为道德的自由。近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他们将自由这个概念引进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从而使自由成为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共同目标。例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他的名著《理性与自由》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代表作。我们不妨将这种自由称为理性的自由。
  再强调一遍,理性约束与社会契约完全不同,社会契约是强制性的,你不服从不行。理性约束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更合理,它不剥夺你做你自己选择的自由。回到对职业“自由选择”这个命题。从理性的自由的理论看,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1) 他(她)有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2) 这个选择是否理性?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有”,但选择有好有差,甚至有些可以说是错误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以为:“优秀博士生大批去中学当老师”,“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公务员”等,都是非理性的,是社会教育与就业制度失衡的结果。
  2010年和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奖给做Matching Theory的。Matching Theory讨论的问题有:(1) 找对象;(2) 学生找学校,学校找学生;(3) 雇员找工作单位,单位找雇员。目的其实都是要为“自由选择”做优化。例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A.E. Roth,他的代表性工作之一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它使美国每年约有两万名医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医院。这就是理性选择。张教授可以高呼:“自由选择万岁!”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应当说:“理性选择万岁!”
  举一个最典型的失配的例子。几年前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条报导:一位有爱心的美貌少女,为了挽救一位失足青年,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最后,嫁给了他。她显然把自己当作救世仙女,以为自己一定可以拯救一颗邪恶灵魂。几年后,她受尽家庭暴力,而丈夫又再次犯罪入狱。她无奈之下提出离婚,她什么也不要,只求解脱。当初她选择嫁给他的时候,家人反对。但也有许多人支持,认为她有权选择,称她高尚。试问,假如当年让你表态,你会怎么说呢?后来,你又会怎么想呢?

五、自由与民族情节

  在谈到“科研Style”和“爱国Style”时,张教授说:“程老师这代科学家因历史原因,精神上已经深深被雕刻为‘国家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反对自由主义’等等‘革命价值观’。生怕自己自由多了一点,更是看到学生追求自由,心中不安。”我想,仔细看过本文前几部分的人,都不会同意你的看法。如果你关注一下我的旧博客和对跟帖的回答,你会发现,我看过许多政治方面的书,包括哲学方面的书,我的价值观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你批判的那个“标签”不是我。
  对“爱国”、“理想”、“民族情操”表于厌恶,似乎成了“愤青”的招牌和战旗。其实,这错了。有人在我博文后跟帖,说:“这个国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这更错了。黄皮肤、黑眼睛,我们生下来就属于中华民族。不管你对现实有多少不满,你至多也只能去改变它,但却无法逃避它。我不是五毛党,更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但我依然觉得,年轻人应当有爱国心,有理想,有激情,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气节。这是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当今世界在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人类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久久不能挣脱,其深层原因是碳时代末期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妨看看杰里米·里夫金(张体伟等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为所余不多的化石资料进行着最后的掠夺和瓜分。从中国的东海、南海,非洲,到南极洲,北冰洋。国际博弈日益激烈,博弈的单位是国家或种族。
  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把航空母舰、飞机、军队派到中国周边来。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不是用来投资,用来合作开放的,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杀人。美国就是要挤压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美国的鼓动和挑动下,日本、菲律宾、越南都开始蠢蠢欲动,要想蚕食中国的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就是为了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年轻人也应该多一点民族情结吧。如果张教授提倡的自由是不能提爱国,不能提民族精神,不能有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和对社会的责任心,那就只能是对民族凝聚力的破坏。那样的自由,只能是离心离德,让中华民族重新变成一盘散沙。那样的话,甲午中日海战的悲剧还会重演,甚至日本人再次践踏中国领土都有可能。

六、飞吧,展开自由的翅膀

  张教授还有一个错误,他说:“自类人猿企图站起来的时刻,到现代人类社会,不知出现了多少国家,这些国家分分合合,但唯一没变的是人类始终在追求更大的自由。”
  这个说法显然错了。类人猿只会追求“自然的自由”。那是最大的自由;到了国家出现,人们开始追求“社会的自由”,它要受社会契约的硬性约束。近代社会正在努力为人们提供“理性的自由”,它不但要受社会契约的硬性约束,还要受理性思维的软性约束。可以说,人类追求的“自由”是越来越小了,但它越来越合理了,越来越对社会和个人更有利了。
  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人们认识得越多,自由就越少。在阿基米德之前,人们可以考查勾股定理;哥白尼之前,人们可以探讨地球和太阳,到底谁绕着谁转。伽罗华以前,人们可以尝试三等分一角。然而,时代发展了,你必须在已知理论的约束下去做研究。自由少了,但探索的问题更深入了。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年轻人对自由有一个正确认识。追求自由是你们的天赋权利,但要对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智的判断。真正追寻对社会、对个人都最有利的理性的自由,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最后,想对青年学子们说:“青春是美好的,勇敢地飞吧,展开你们自由的翅膀,向着你们理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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