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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上访事件的终结机制如何设计——从上访处置的历史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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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聪的“在科学网上选谁做人大代表”的相应博文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肖子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位到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上，真正以为自己就是“X黑”。
并且，由于老蒋的撺掇，他随手把我也列入了破坏者的定位上去了。要知道老蒋是不吃肉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维一向不够敏锐，这一点和台湾老蒋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竟然直接影响了肖子对于自己和对于我的判断，大谬矣！
松子或者肖子白白浪费了我对他们的封圣，连我的文章中处处闪耀着建设性光辉这一点都没注意到，我只能长叹一声了。比如，对于饶院长的批判，哪一条都是具体的，而且，指出了自打耳光之处，建设性的东西就在这里了，只要你不自打耳光，还不就“建设”了？！这个建设性也太直接了吧？一点都不隐晦。
对了，还是来说我的“管理机制设计理论”，我们谈谈最近比较火热的非常规上访事件的终结机制的设计问题。
首先来看终结非常规上访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维持社会秩序。另外的五个管理目标是公平、公正、效率、效益、创新，我想对于这个终结机制都不恰当，所以，“秩序”是这一机制的最核心目标。
那么，我们看到的非秩序状态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这些上访者会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要“闹”个国家不宁呢？这属于原因分析的范畴。尤其是，这里面有没有“主观恶意上访”行为呢？就是为了“闹”而“闹”，无理取“闹”。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越级上访行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上访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情，越级上访也是。
封建社会的官员为了确认哪些上访是确有冤情的，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滚钉板！
什么意思？看过很多苦情戏的朋友可能一下子想起来了，在中国古代戏曲里，有太多的身怀巨大冤屈而越级上访乃至告御状的，皇帝老儿或者更高级的官员接到申诉（通过击鼓鸣冤等手段）后，为了辨别是否为恶讼，让鸣冤者先只穿内衣从一个钉子倒装的板上滚过，也就是说，从钉子尖上无防护措施地滚过去，这必然造成对自己肉体的极大伤害。官员们或皇帝老儿的基本假设就是“如果真有冤屈，会不顾命地无奈选择”。或者内心里的假设是：他们已经冤屈到舍命都无所谓了，受点皮肉之苦又算什么！即便是不可逆的伤害也在所不惜。
当然，这里不假设鸣冤叫屈者患有“受虐狂”的疾病，因为，受虐狂也少有通过这种渠道来寻求刺激的。《达芬奇密码》一书里那个受雇杀人的家伙，是通过腰带上装有反刺（类似于滚钉板，但是因为是随身携带，更加残酷）来时时提醒自己要受苦的。
好，我们再回忆一下慈禧太后做的一件大好事，那就是接触了杨乃武的冤情，而背后的原因则是杨家姐姐的不断坚持。
在翻看“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历史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连左宗棠都认为既然这个案子都已经牵涉到了几百个官员，如果要认真查案就要使很多官员人头滚滚，至少也会乌纱落地。所以，即便杨乃武有一万个冤屈，也不能再查下去了。
我对恃才傲物的左宗棠一向欣赏，但是对他的这个态度我是很鄙视的，真相成了可以掩饰的东西。而慈禧太后也许是从杨姐姐的坚持中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不容易，还是下决心将真相一查到底，而查清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即便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一万个错，但是这件事她做得漂亮。
如果我们无法从底层、中层和高层来避免产生冤案的源头，那么，从行政权力的顶层（如慈禧太后一般）去处置因为极度冤屈而造成的非常规上访，还是很有必要的。这至少可以将社会矛盾缓解一定程度，让民众获得某种心灵上的慰藉。
当然，顶层设计如果威慑到底层的无良执法者，让他们有所忌惮，这也是设计“非常规上访终结机制”时要注意到的。滚钉板就可能带来多名（对于小白菜一案，是上百名）官员的乌纱落地，所以，下面的官员们可能就不会逼人逼到人家宁愿“滚钉板”的地步，当然，你也可以“赌一把”，认为下面的人除了自认倒霉就没有别的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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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扯了半天，我们这里回到正题，所谓的“建设性”的内容上来。
1，非常规上访终结机制的作用对象：上访者、相应的造就上访者的官吏。
2，其他参与方：围观者（这在当前是很重要的一方），媒体，无利益纠葛的第三处置方（类似于钦差大臣）
3，上访处置模式：对于上访者带有巨大成本的制度设计（在以前是“滚钉板”，今天，我们可以另说）
4，时间性：无限追溯
5，空间作用范围：尽可能大
6，动力与约束：强大的反噬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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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为目标是“秩序”的机制设计的基本内容。如果目标是“公正”，设计思路将会有所改变，需要时俺再给出一个设计思路，这里就暂时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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