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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榴园和吕乃基老师猛侃科学技术与社会（一）：关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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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拜会吕乃基老师，一上午始终在一起聊天，所获颇多，这里简要整理吕老师观点如下，如有讹误，一定是我的理解有误，当然，这里使用的是陈安风格语言，并非吕老师原话。
一，说到西方科学之所以发展，吕老师认为应该引入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来认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西方人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很大的精力用在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总结与整理方面。假设“自然”也是理性选择的，而“自然”当然也是相对稳定的，其运行规律就一定被人类获知，就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人每和自然博弈一次，就会得到一些理性知识，这样的知识经过多次验证后，当然可以上升为科学规律。
自然很“傻”，因为它每次出招都是一个套路，于是西方人也就跟着变“傻”，对于这类可重复性验证的知识一旦为我们获知，就会被认为是永恒的规律、甚至说成“上帝的指示”。
笛卡尔的几何学是这类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陈省身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只是应用数学，没有基础数学），因为由现实世界映射到二维乃至三维或者无法画出的N维空间，是最简单的抽象化，而西方科学就从笛卡尔的这种形而上开始，形成了固定的、机械式的认知。然后才是数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以及物理学和化学的出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吕乃基老师本人是复旦大学化学背景。
二，中国人对于“自然”的认知采取了极其实用主义的原则，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差不多就行”了，而不愿意通过和“自然”的多次博弈将“自然”的反应上升为规律性的认知。老子认为的“道法自然”其实对自然是什么和怎样运行并没有确定的认识，但是老子朴素地认为自然是自洽的，人顺应它即可，这样说倒没有什么错处，但是自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是尚未被充分了解的。
因为“自然”也就那样了，中国人会觉得可以主动地忽视它，转而去关注人与人的博弈关系，并认为那才是更紧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因此会提高警惕保护自己已有的和未来可能的利益。
和自然这个“傻”的博弈对象不同，人相互之间的每次博弈，出招都会有所不同，稳定性很差，于是，形成了中国人在博弈中的过于灵活、难以捉摸的个性特征。如果在一次博弈后的下次博弈中依然采用不变的策略，则失误的可能性太大，而一旦失误，则很可能失去所有利益甚至生命，所以，诸葛亮、刘伯温们就必须出现且被中国人所膜拜，这样把最大的智力用来去琢磨人性的做法还会发扬光大，并体现在每个后继中国人的脑袋瓜里。
而在中国，终极博弈形式则是大臣和皇帝老儿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珅必须出现，必然出现，但是由乾隆换成一个嘉庆后，博弈对象改变了，策略却没有来得及改变，和珅就得死，还得死于恶死。而由于皇帝老儿今天的心情和明天的心情不一样，所以即便同一个博弈策略，在同一个人身上也要不断变化，一旦没来得及变化，则是悲惨的命运。如果一个人每天或每周都如临深渊的话，世界如果获得本质性发展呢？
中国人透视人性会通过N多不同迥异的个例去透视，最后自己似乎变得极其聪明，但此时“傻子”数量明显就会不够用，于是都聪明起来的国人就会“心”累个半死。
三，印度人是自己和自己的心博弈。由于热带或者其他缘故，印度人对于存在的危机没有迫切感，加之印度人古代形成的各种制度（如将人分类分级的种姓制度）更是让人对于通过某种途径的上升失去动力，安于现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既然世界本来如此不需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就自己和自己的心博弈吧。
博弈的结果则会是印度人要把本来不多的欲望还要继续压抑，最后的高峰是没有欲望，自己狂野的欲望渐渐被压制了，但是还得继续修炼，于是，甚至吃肉这般简单而实用的欲望也要被强行抑制，加之动物性食品本来就存在杀戮的前提，也就把尊重所有生命作为修炼的原则性规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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