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八版发表署名陈瑛的文章：《<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说明了什么？》。这篇文章以批判《陈寅恪的晚年姿态》一文为由头，对陈寅恪先生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借此再次擂响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战鼓。文章开篇说：“陈先生并不是圣人和完人，特别是由于身体上的疾病和思想上的保守，在新中国成立后态度比较消极，然而这个缺点，却被某些人极力美化，大做文章。”引起作者陈瑛先生恼怒的这篇《陈寅恪的晚年姿态》说了些什么不得体的话呢？陈瑛先生说：

     该文首先引用了《吴宓日记》，极力铺陈了陈先生对于党和政府坚持不合作态度，说他如何怒骂前来邀请他去北京的汪篯先生，要与之脱离师生关系，如何拒绝老朋友的劝说，“有关方面派遣了陈寅恪老友李四光、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以及陈寅恪的弟子周一良等人多次劝驾，但都遭到婉拒”；赞颂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

     上引文中，“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不能算是错误。所以陈文重点批判“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之类，在新中国看来是政治落后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从而引出高论：“《陈寅恪的晚年姿态》正说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

     陈瑛先生宣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党和政府组织知识分子们学习政治，进行思想改造，不但是建设新中国所必须，而且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

    陈瑛先生说：“试想，如果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陈先生这样，我们的新中国如何巩固，我们的文化建设怎样进行？即使从他们自身来说，如果一直夹在时代的缝隙中格格不入，与劳动人民始终保持距离，那又有什么幸福和前途可言。幸而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像陈先生那样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响应党的号召，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来，不断地改变自己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瑛说：他（或她）“当时虽然年幼，却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看到过许许多多亲友和师长的步痕，听到过他们人前私下里倾诉的实在心声。这里有阴晴风雨、酸甜苦辣，也有痛苦和牢骚，可是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

     陈瑛的文章没有明确知识分子改造的历次运动的具体目标与成就。这一问题太大，本文不能缕述，只大体罗列以下血淋淋的名目：“脱裤子，割尾巴”、“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些运动，陈瑛的文章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也有缺点，有错误，有的时候简单急躁些，甚至伤害了一些人，但是就总的方面来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成绩更是基本的。”

    对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评价，声称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陈瑛先生总结为：“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结果也终归难以成功。”

    网友可能会注意到，这篇博文与本人一贯的文风不同，主要引述陈瑛先生的高论，基本没什么评价。这是因为：作为生活内容的陈瑛先生的这篇大作，实在难以超越。生活的生动永远高于理论，在这里也是适合的。

  【说明】这篇文章在网上可以搜到，如说陈寅恪先生，“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结果也终归难以成功”之类尚有不少，有意者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