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和博士后W及博士生M谈话，涉及我的高考。我说，我这个人不是没有关系，是不会用关系，凡事皆靠自己奋斗。的确如此。我当年考研时，所报学校河南大学中文系主管的副主任何法周老师是我母亲的大学同班同学，教研室主任李春祥老师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这些条件我都不会利用（客观上起了作用）。我对同学们说，这不是偶然的，并向她们讲了下面的故事：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英语专业。面试时（考试地点在郑州九中），我能用比较流利的口语回答考官的问题。我用英语回答问题时说，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中自学的。老师们听到惊奇而愉快，表现得十分亲切。

   考试后不久，母亲对我说，你以后可别说你爸不支持你学习了（父亲不满意我好高骛远，曾说我天天嘀咕英语，不如像表弟一样在家里学炒菜实用，我说他不支持我学习）。昨天，你爸爸从葛局长家回来，可高兴了。葛局长和他说，招办主任向他汇报说，今年高考，有一个郑州国棉六厂的工人，英语面试的时候表现可棒了。你爸说，那是我家小鸥啊。

   父亲是一个低调务实的人，但并非没有理想。他十九岁的时候，作为旧军队的青年军官，舍弃一切，参加共产党和红军，不就是一个具体表现吗？从表面看，我的性格和行事像母亲，其实父亲对我有很大的潜在影响。我考上大学，他不动声色，心里是很高兴的。

   现在回头来说那位葛局长。他名叫葛玉怀，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晚期，他作为军代表，到父亲当时任职的郾城县青年村中学当教导主任。他曾对我说，你父亲原来还是我的老领导呢。葛局长的人品好，解放后，南下干部纷纷休掉家里的黄脸婆，这位叔叔家里的还是小脚。因为革命战争的关系，他们两口长期分居，没有孩子。一度曾想收养我妹妹，因我妹妹不想离开我们家，才做罢。葛玉怀长期担任郑州市教育局的局长。这么铁的关系，我都没用上一点儿。1977年我参加高考，过线参加了体检，没被录取。1978年高考获高分（我的成绩算英语407.4，算数学397点几。当年录取线336，后降到300整。我到招生人员住的郑州友谊宾馆，找到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谈情况。那位老师说，复旦在河南的分数线是370多，见到你的档案肯定收），志愿报坏了，没人给送档案（我第一志愿是北大，可能档案圧在那儿了），只上了一个郑州大学。要是父亲请葛局长对招办主任交待一声，说某某是老领导的孩子。上不了北大（北大当年在河南招的学生有的比我考分低，我的志愿报得不巧），把档案送到其他重点大学没问题吧？当然，现在回头看，我的成就丝毫不比那些牛校毕业生差，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