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偶然看到孙普同学关于考博复查的博文，引起我的回忆。我一生高校报考共六次，两次本科，三次硕士，一次博士，都有故事。1992年，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宿舍（后来被国家树为教师楷模的孟二冬的宿舍，不过当天晚上他没住在那儿），一位朋友（在新华社某地分社工作，也是去北大玩儿的）对我说“你一看就是有故事的”。现在想来，在平庸的年代里，我也算是有点故事的人吧。关于我的第一次考研和考博，我曾有一篇名为《书缘》的博文稍谈涉及（还有许多卖点收藏中），关于第二次考研，我曾有几篇博文谈及，（参见《我的第二次考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54895.html《庄维石教授与<我的第二次考研>补充》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82840.html   《庄维石教授给我的一封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888-583305.html）  下面说说第三次考研。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edda01014jj6.html

    正文

   关于我的第三次考研，还没写过文章，今天只说复试的事儿。前面说过，我一共考过三次硕士研究生。第三次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报考的是河南大学。当年河南大学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我毕业前改回民国时期的老校名），这所学校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实力十分雄厚。有我的导师华锺彦教授，唐诗专家高文教授等在任。还有一些资深的副教授。进考场，看到试题难度十分大，不禁狂喜。我就喜欢凭实力的竞争！考下来，我对同样参加了考研的室友小陶（现任美国加州洛杉矶UCLA的正教授）说，题目十分难，但难不倒我。小陶比我小十三岁，平时不苟言笑，常和我在一起谈学习。当年我们郑州大学中文系78级五个班三十多个宿舍共考上四个研究生，我们宿舍占两个。当时我们系的研究生张而今兄（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唐宋方面，导师是李法白、何均地）听我讲了试题后说，你最多能考四十分。这都是题外话。

   那时候，国家没有规定统一的公布考试分数时间。考试结果，我左等等不来，右等也等不来，跑到学校研究生科问，也不告诉。研究生科一位老师问我（这位老师是一名普通干部，曾吃过大苦头），你觉得自己的分数如何？我回答后，他沉吟不语。后来知道，我的估计大致不差，有几门功课略高于实际得分。到五月份，通知我去复试。我对让我去复试一事十分不满。招生简章上并没有这一说，是不是要借故把我刷下来？（当时郑州大学与河南大学有点竞争的味道）不管怎么样，还得去。复试在河大十号楼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举行，主持人是系副主任何法周老师和教研室主任李春祥老师（他是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史专家康保成教授的硕士导师）。还有一两位老师，记不清了。考生就我一个人。复试一开始，我就没好气儿，质问何老师说，招生简章上并没有复试一说，为啥要我复试？何老师十分和气地说（后来听说他平时十分难说话，还有人说他很霸道，但我始终没看出来）：就是要你来随便谈谈，也不算是什么复试。我气儿消下来，也作出和气的神气问，为啥就让我一个人复试啊（招生简章上名额为六人），李春祥老师笑着说，就你一个人过线。当年考研并无分数线一说，我听了感到奇怪。不过不好再问。何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我读书十分芜杂，诸如《托罗茨基、布哈林、贝利亚叛国案审讯记录》、《装甲履带车辆手册》、《海上舰船避碰规则》、《自然辩证法通讯》，外国小说及各种杂书。这些显然都不是考官想知道的，我回答了《说文段注》、《书目答问》、《阅微草堂笔记》等几种比较有名且相对也比较熟悉的。何老师接着问，《书目答问》的作者是谁？我回答说，有人说有代笔者，但我觉得还应该是张之洞本人所撰（曾有缪荃孙代撰一说）。何老师转问，来过河大没有啊？我说，小时候母亲在河大上学，我常来玩儿。何老师问，哪个系啊？回答，就是中文系。再问（有些惊奇）那一级？回答，1951年考上的。又问（更惊讶）：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回答：李佩侠。何老师惊奇而高兴地说：李佩侠大姐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当时李春祥老师感到奇怪，因为何老师是1956年毕业的，与当时的系主任刘增杰老师同班。李老师是1954年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大学的，这些事儿他不清楚。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何老师家是农村的，在读期间因生病留了一级，否则当是1955级毕业）李春祥老师没问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复试就这样在祥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入校后，我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五门功课总分348.5，最高是专业课78分，最低是政治62分。这个分数在今天看来一般般，但当年是奇高的。许多专业课的卷子直接给了零分。所以四十多个考生（包括几位河南大学自己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过关。那年河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三个名额也没招到学生。全系就招我一个独苗儿，指标都给政治经济学的周守正教授要去了，他一个人带了八个学生，现在经济系门前周先生的铜像就是当年的学生给他立的。

  后来听说，我的复试其实十分惊险，因为何法周老师和我的导师华锺彦先生是对头。华先生是非党人士，何老师则是党员教师（当时副教授，我入校后不久他升为教授）。何老师对我始终不错。89年出事后，他表示过同情。我的《论大武乐章》发表后，他表示祝贺，说“很得杨公骥先生真传”。我回答说，其中的考证功夫是从华先生那儿学来的。他也不以为我顶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