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前言 

《中国历史文选》是华锺彦教授在五十年代初期编撰的一部教材，现在得以重新出版，显示出它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的初版曾印行三千册，为全国许多高校的历史系所采用（《华锺彦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从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科系的招生规模看，3千册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然而印数反映的一时学术影响并不十分关键，重要的是，这本教材体现了先生不同凡响的学术眼光。那么，这本《中国历史文选》有什么特色，值得它在五十多年之后再版呢？它主要特色在于其选目。本书选目所显示的学术视野和治学方法，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文选”作为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的课程之一，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一些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三版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根据以上要求，在“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程教材的编写中，选目就是首要的问题。它应当标示出中国史料的范围，并通过史料的例举，体现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概况。

熟悉六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科统编教材的人都知道，数十年来，《中国历史文选》最为流行的是周予同先生主编的选本。周予同先生的主编本好处很多，但两者相比，在史料的选编方面，华锺彦先生的选本有许多明显的优点。

以先秦部分为例，周予同先生主编本1961年第1版内容的为：

一，《书》：含《牧誓》[今文尚书]、《克殷解》 [逸周书]共两篇。

二，《诗》：含《七月》[豳风]、《东山》[豳风] 、《公刘》[大雅]共三篇。

三，《春秋三传》：含《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节录）、《晋人败秦师于崤》[鲁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晋赵盾弑君》[《公羊传》鲁宣公六年]、《虞师晋师灭夏阳》[《榖梁传》鲁僖公二年]共四篇。

四，《国语》：《越王勾践灭吴》[越语上]、《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楚语下]共两篇。

五，《战国策》：《苏秦从燕之赵》[赵策二]、《秦围赵之邯郸》[赵策三]共两篇。

从文献类型来说，该选本所选先秦文献中只有传世文献而不包括出土文献。在传世文献中，主要是经书和史传，共八种，即《尚书》、《诗经》、《逸周书》、《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和《战国策》。

而华锺彦先生选编本的先秦部分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两部分。传世文献则包括《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榖梁传》、《国语》、《战国策》、《礼记》（以上与周予同先生主编选本大体相同，少《公羊传》种，多《礼记》），以及《老子》、《墨子》、《管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子部书（李斯的文章有人归入子部，此处不详论），还有《山海经》和《楚辞·涉江》，计十九种。另有《大盂鼎》、《虢季子白盘》、《诅楚文》等出土文献及《秦绎山刻石》计四种，两者相加共计二十三种。

前面说过，与选目直接相关的是史料之检选，在学术史上，许多学者就史料之重要及中国史料学的范围发表过明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共六章（《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言史料者即占两章，即《说史料》与《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国历史研究法》列举的文献种类繁多，大致将可划分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两大类。其中，又将出土文献细分为“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与“金石及其他镂文”（《中国历史研究法》63页，66页）。

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史料学的这种概括与分类，是由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实践所决定的。下面首先谈一谈“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与“金石及其他镂文”，即现在学界艳称的出土文献的问题。

有关出土文献在史料学方面的重要意义，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学术大师曾有切中肯綮的阐述。王国维氏《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曾列举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新发现的学术资料与形成的新的学术门类，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现，而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王国维归纳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发现的5类新材料，其中除大内档案外，其余四种，即“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汉晋木简”与“中国境内之外族遗文”都可归于出土文献之列。

有关出土文献研究对于新的学术方向乃至新的学科生成的意义，陈寅恪先生也发表过重要的讨论。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现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則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30.）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上文王国维先生所谓“百家不雅驯之言”，首先要包括《山海经》。

《山海经》在《隋书•经籍志》中列为《史部》地理类第一种，《经籍志》说：“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按《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收录图书一百三十九部，史臣在该部类后叙中仅述及数种，可见非以其为寻常。《四库全书》将其列为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山海经》之名始见《史记•大宛传》，司马迁但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为何人所作。”《四库提要》又说：“观书中所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嶲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欤。”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史迁“不敢言”“《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不见得是以为《禹本纪》之类传自先秦的史籍文献无可采信之处，其所怀疑者，在其所言之“怪物”而已。这一点，可由《史记》的《五帝本纪》等相关部分的叙述得以明证。  

《山海经》等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由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期的成功使用而得以肯定。我们知道，《史记》中《夏本纪》与《殷本纪》的可信性长期受到怀疑，重要原因是所记诸王世系称名在后人看来相当怪异。王国维先生利用卜辞与包括《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往日为人所忽视的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说：

《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古史新证》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我们认为，《隋书》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反映了西汉以降诸史家的史学观念。《四库》馆臣对《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去取，则反映了清人所受到的宋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但即使四库馆臣，对于《山海经》的资料来源及史料价值也并不一味持否定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前引文后接着叙述《山海经》的传承和性质，并将之与《天问》等先秦文献相比较。《提要》说：

观《楚辞·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词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至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之言，谓《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云云，则得其实矣。

“古有此学”，即古代图文并茂的史传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直到汉代，这一传统仍有余绪，王逸的儿子王延寿所作《鲁灵光殿赋》，对此有所记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总之，新一版的周予同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选目的去取所体现的史料学的思想的进步，衬托出华锺彦先生选编本的超卓学术眼光。

以华锺彦先生选编《中国历史文选》先秦部分的选目与静安先生《古史新证》的相关论述对照，可以见华先生的史料学思想传承有自，另一方面也可由此而窥见静安先生史学观念的某些来源。 细读《史记•五帝本纪》的赞语，可知静安先生的上古史观，从方法论上来说，远承自太史公无疑。

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是其第1版，1961年出版，在华先生的选编本出版8年以后。这本书的2002年新1版，选目较前有所变化，增加了两篇出土文献，其一是《武丁卜辞》二则，其二是金文《大盂鼎》。传世文献也有所增删，删去《公羊传》和《榖梁传》，增加了《世本》和《楚辞•天问》。增加《楚辞•天问》自然是有见之举，但该书的新版中仍未加入“诸子”与《礼记》和《山海经》等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先秦文献。

 关于《礼记》等“三礼”之书是否入选“历史文选”的问题，与重要的学术公案相系。对于礼乐文化笼罩下的先秦史来说，礼书之重要本无可疑。问题在于“三礼”之书作为先秦典籍，其产生的时代，被古史辨派学人等疑古派所怀疑。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讨论显示，“三礼”作为先秦文献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已得到肯定。尤其是20世纪末，在楚简文献，如《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发现了《礼记》中的《缁衣》等篇，证明了汉人关于《礼记》传承的叙述是可信的。

华锺彦先生《中国历史文选》与周予同先生主编本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华先生选编本选取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歌赋，乃至笔记小说、戏剧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

这类文献，计有：《汉乐府歌谣古诗选录》十首，《魏晋南北朝诗歌选录》六首，《唐诗选录》十六首，《宋元诗词选录》九首，《元曲小令选录》六首，《近代诗词选录》六首，共有诗歌53首。另有王褒的《僮约》、《世说新语选录》、《唐人笔记小说选录》、《宋元笔记小说选录》、《桃花扇•争位》、李大钊的《青春》等。

怎样来看待这些似乎并非“正规”的史料呢？我们以为，这些史料的选取，正反映了华先生在选本中所显示的史识。

关于文学作品的作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文学作品对于历史的反映，恩格斯曾在致英国作家哈克纳斯女士的信中有经典的论述。

恩格斯在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究其原因，恩格斯认为：“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四八年，一年一年地描写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压迫，这贵族社会是在一八一五年后又崛兴起来，尽可能地重新竖起古老法国的生活方式的旗帜。他描写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的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铜臭的暴发户的威迫之下逐渐灭亡下去，或者被这种暴发户弄得堕落起来。”

有关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描写与法国历史的关系，恩格斯说，“在这个中心图画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不动产和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的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学和艺术》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的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我们认为，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文学作品在反映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具有殊别于其他文献的特定作用和重要价值。古今作家对此往往有自觉的意识，读者亦有相当的敏感。从以史解诗到以诗证史，中国学者对于“文”与“史”关系的认识是有传统的。    

熟悉现代史学的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是文史兼能的大家，陈先生既重视制度史，对文学史这样的专门史也极下功夫。他的专著《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及收入《寒柳堂集》的论文《韦庄秦妇吟校笺》（陈寅恪：《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109-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都是著名的例子。陈氏在《秦妇吟校笺》的结语中说：“特拈端已（韦庄）所以讳言《秦妇吟》之公案，以待治唐五代文学史者之参究。”然观陈氏在该篇小序中所言“亦有裨于明瞭当日徐淮军事之情势”云云，可知其研究所注目及结论之意义，皆不在一端。

文学作品之为重要史料，有其特殊的价值，尤其当世人所记，往往有不可替代者，大者如记洪宪称帝（《洪宪纪事诗三种》刘成禹张伯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小者如郁达夫之记家变（郁达夫：《毁家诗纪》）.然文学作品中所述事迹，往往不可等同一般史料的历史细节描述，这一点可由华本所选之《桃花扇》为例加以阐说。

关于《桃花扇》，该剧本作者及读者皆注目于其与史实密合与否，事实似不尽然。该剧作者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依孔氏所言，似乎在《桃花扇》一剧中，大至当时朝堂、外镇各种矛盾，小到一姬乃至一扇之历史末节，都可得以表现，实则不然。

有学者认为，若拘泥于历史细节来看《桃花扇》的话，它简直不能算是历史剧，至少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章培恒：《<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复旦学报》2010年第1期。）那么，这类资料的史料价值何在呢？

我们认为，历史学家是人，而不是一架体内装载了计算机的木偶，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感念，是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的学术素养。文学作品选入历史教科书，其价值除恩格斯所说“细节”外，更在于启发读者对于历史真相的总体把握。读者方面，所得到的对相关历史的总体感悟，作用不可小觑。

现行的通史教育，过分重视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探索，故侧重于政治制度史和战争史等，对于其他专门史的研究则重视不够。众所周知，从《史记》、《汉书》以降的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专门史就是不可分割的内容。《史记》的“书”、《汉书》的“志”，世世效法，而《史》《汉》中所附载文献，多今人所称文学作品者。《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扬雄传》等所载诗赋，人所尽知。

华先生《中国历史文选》所选《史记》的《平准书》及《货殖列传》，周予同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所选录《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值得称赞，但总体上来说，各种专门史内容还是较少在历史著作中得到反映。历史学界的这一学术倾向必然反映在作为历史系重要教材的“中国历史文选”中。

有关人们精神和物质生产的全部历史，都应该是历史著作描述的内容，也应该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所瞩目，这本不应当是什么问题。但许多年来，许多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将“人们”的历史叙述为“人民”的历史。在这一史学理论指导下，专门史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淡化就是必然的现象了。

华锺彦、周予同先生分别选编、主编的两部《中国历史文选》的编撰背景，是否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一，    华先生的选本是个人著作；而周先生主编的选本是在最高教育当局主导下的集体编著。

二，    华先生的选本是在五十年代初各种思想政治运动热烈红火，但尚未深入到学术内部时所编，是一本承继旧时代学术传统的著作；而周予同先生的选本是在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潮之后，在六十年代初期学术潮流影响下所编写。

三，    华先生本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旧时代造就的文史兼通的大学教授，对历史学界的“圈子”而言，华先生只是一个“票友”，故所受“圈内”影响较小；周先生系史学界名家，除官方指令的因素外，其所主编的文选不能不受到当时“圈子”内各种因素的影响。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史学界曾经关注什么问题，大家尚有记忆，这里就不多说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分析华钟彦先生选本的选目特色时，顺带以周予同先生主编的这本教材的选目作为对照，并无意全面评论两本文选的优劣。前面已经说过，周先生主编的这本教材，好处很多。且周予同先生《中国历史文选》第一册的《编辑说明》第三款说明：“本教材所选篇目，根据1956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草案）》所订目录加以修正补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该文选的选目并不能完全代表周先生本人的学术主张。由于周予同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教学大纲选编，代表了当时历史学界主流的史学观念，故其倾向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作为华锺彦先生的学生和本书的校订者之一，我有义务在这里向读者介绍本书的作者。

这本《中国历史文选》的选注者华锺彦先生，沈阳市人，1906年生。先生家中本贫苦，父兄力耕，仅得温饱。先生十岁始入私塾读书，知父兄寄以厚望，故学习勤苦，“在高小以前八年，每试必拔前茅。”师范毕业后，教初中一年，旋即考入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入关，插班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3年毕业。

 华先生学术的养成，除本人刻苦勤学，还得益于师辈的教诲。先生晚年回忆，大学期间，曾师从高亨、曾广源、钱玄同、马裕藻、张旭、罗庸、郑奠、林损、俞平伯、许之衡诸先生。他还由曾广源先生介绍为高步瀛先生的入室弟子，专学唐宋诗词。故先生就学期间对于文字、音韵、训诂及文选学、《诗经》学，及诗、词、曲等皆有钻研，并终有多方面的造诣。先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即有多种撰著，由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戏曲丛谭》，实为专门史之著作。

从学科归属来说，中国历史文选可以列入文献学。从文献学方面来说，对华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高亨先生，高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高弟，从师承方面，可以看出华先生所以兼擅文史之根柢。

华先生对高亨先生终生持弟子礼甚笃，高亨先生1980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注译》一书，即由华先生亲加校订。华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因高亨先生年高体弱，目力不支，这部书稿未能最后校定。“故委托我加以校理。我自知才力短浅，不能胜任，但‘有事弟子服其劳’，自应黾勉从事。”华先生说：这部书的校理，除常规的语言文字修整删削外，“对于原稿本的注释、译文、分析诸方面，或有繁简的建议，或有去取的商榷，或有另说的增补，都得到了高先生的首肯而后改定。”（《<老子注译>校后记》，《老子注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那一年，高先生年届八十，华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

作为以中国古代文史为专业的学者，华锺彦先生沾溉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尽其可能发扬光大之。就狭义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华先生精专于诗词曲赋的创作，且有多种诗词选本问世。三十年代，即有《花间集注》之作，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晚年，又领衔选编了《五四以来诗词选》与《诗歌精选》。前者集“五四”以来中国传统体裁诗歌之大成，后者则以历代爱国诗人之名作为选录标准。1988年夏天，《诗歌精选》即将印行，出版社派人到先生在北京砖塔胡同的寓所商谈定稿细节，我适前往看望先生。先生对我谈及此书的遴选要旨，念念不忘者在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及在青年中弘扬爱国精神之必要。不意先生竟因校理此书劳顿太过，遽而弃世，此亦文人之所终者欤。

                                                                           姚小鸥

                                                                           201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