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汉学家。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学术界充漫着蔑视中国的气氛，吉川先生勇于逆潮流而动，决心以研究中国学术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在二战中，他远离弥漫于全日本的军国主义，埋首于学术研究，取得不凡成就。吉川先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友好的感情。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吉川先生所著《我的留学记》一书，回忆早年留学中国的经历及对中国学人与学术的一些看法。我购得此书中译本（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数年未通读。几天前，因忆及先师华锺彦教授与吉川先生的往来，写了《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遗憾》这篇短文。今细读《我的留学记》，感慨良多。取最边角一事，抄录如下，可由滴水而见吉川先生对中国的态度，并可反映当时中国风貌之一斑。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中国的警察》摘录

    “我在宿舍里接到大渊真慧的电话，他当时也在北京留学。他是和歌山高专的教授，还曾是高我好几届的同学。”“说是在东四牌楼等电车时，随便逛进了这附近的一家古董店，不小心把店里的一个瓷器小花瓶弄碎了，古董店提出了高得不合理的价钱要求赔偿。”（于是吉川陪同双方一起到中国的警察署调解，一位中国警察主任为其进行了调解）

    “一场纠纷解决了。当时我非常感动，不，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感动不已。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列传》中‘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言，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这是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本博按语】本文所述中国的警察是指1928-1930年吉川氏留学中国时的中国警察。中国的新式警察制度是清末自日本引进的。我所知道的“旧中国”的警察还有老舍先生所著《我这一辈子》及《四世同堂》中的中国警察。前者有石挥所主演同名电影，后者曾改编为相当轰动的电视连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