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弟边家珍教授来电说，董治安教授5月27日在山大齐鲁医院去世。听到后很感震惊。在我的印象中，董老师没有什么大病，他这个年龄，以今天的医疗条件，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呢？今天整理办公室，看到董老师主持整理的《两汉全书》的宣传册，又想起了他。 

    董治安教授是一个厚道而谨慎的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算没栽过大的跟头，不过在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过得也不很容易。我对董老师又长期怀有感恩之心与敬仰之意，不由得要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

    1983年初，我在河南大学读硕士一年级时，在华锺彦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田畯农神考》一文。暑期回郑州，呈郑州大学本科时的老师曾炽海教授审阅，很得他的称赞。曾炽海老师向董老师推荐这篇文章，想发表在《文史哲》上。《文史哲》这种大牛杂志，岂是发表硕士生习作的园地？董老师奖掖后进，把文章推荐给了《古典文学论丛》，这篇文章最终得以发在《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上。

    《古典文学论丛》是由《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编，齐鲁书社出版发行的一种丛刊。据董老师说，当初计划由《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共同编辑，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才由《社会科学战线》独家编辑。除我和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的文章外，这期的文章，都出自名家。

    《古典文学论丛》是以书号刊出的，不是杂志，所以现在网络文献一般查不到，但似乎不很影响它的传播。二十年前，我到北京大学访问尚在那里读博的方铭兄，看到方兄室友孟二冬的书架上置有刊载拙文的这本书，就此与孟二冬聊了几句。这是我和这位名人唯一的谈话。后来，我协助张希峰教授撰写过《“田畯”“后稷”考》一文，该文曾被裘锡圭教授在《古史论丛》中引用。《田畯农神考》一文近几年被抄袭多次，有一篇抄袭文章还曾由《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我当年学术努力成果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方式。

    曾炽海老师1955年在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任高亨先生的助手，他在1956年调到郑州大学教书，由董治安老师接任高先生助手，两位可算是师兄弟。我的硕士导师华锺彦教授早年在东北大学也曾亲炙于高先生门下，因为师承的关系，华先生和董老师感情上十分亲近。

    第一次见到董老师是在1983年暑期。那次我随华先生到大连参加楚辞会议，路过济南时，曾造访董府。董老师对华先生殷勤款待，我得以分享。第二次见到董老师是在1993年。那年我得到久悬的博士学位，到山东大学找工作。董老师欢迎我到他主持的古籍所，但主管副校长说我的年龄太大，气得好脾气的董老师和这位副校长吵了一架。顺带说一句，近十年后，中国某牛校也想挖我去，据这所学校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G女士事后告诉我，因为我超过了该校引进人才的年龄，所以没能办成，她甚觉可惜。我不是什么人才，引不引都不足惜，不过年龄似乎总和我过不去。近四十年前，我谈对象时，就曾因为被认为年龄过大而栽过跟头。

    我和董老师以后还见过几次，我曾到济南专程看望过他，也因别的原因和他见过面。其中一次是古委会开会期间，我应章培恒教授之约到北大面谈。晚饭时和古委会的大佬们一起就餐，席间有董老师在场，我觉得很自在（董老师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与后来的高校古委会成员）。最后一次见到董老师，是在2010年《两汉全书》的出版座谈会上。那次董老师精神很好，没想到竟是永诀。

    董老师出自名师门下，一生治学勤奋严谨，可是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很晚。有一次章培恒先生我们三人闲谈到此事，董老师有些感慨，说了一些过程。其中说到1989年后，因为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和他相知甚深的章培恒先生没能参加评议（章先生是学科评议组成员），所以落选。董老师的这个遭遇，外人也看得清楚，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和我的谈话中，就多次为董老师抱过不平。古人言薪火相传，不要说董老师一生带出过不少学生，就是他的著作，也足有可传世者，不愧古人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