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院子里有一些长椅，我散步累了，有时在这些长椅上稍作休息。天气适宜的时候，常和同学们坐在上面谈谈学习或人生。今年夏天，长椅上常常睡着人，有时走几个地方，也找不到一个空闲的椅子。睡在长椅上的人，大多是暑期在校园里参与工程的建筑工人，他们的社会身份，官方认可的说法叫农民工。我是过来人，知道这些农民工的辛苦，所以尽管心中不快，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长椅不欢迎睡觉的人，睡在上面，往往有不得已的苦衷。

    20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被允许申请博士学位。挣扎了六七年，终于有了结果，我走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到许多地方找工作，努力最多的是北京。北京位于长春（学校所在地）与河南（家庭所在地）之间，机会又多，所以我将此地作为重点。现在的年青人绝对想像不到我当年找工作的难处。可以说，北京所有可能的工作场所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例举如下：

    一，某科研单位。该单位文学所人事处的一位中年女人当年曾以轻蔑的神情打量我说，你以为我们这样的单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

    二，各高校，上至“三清团”和“三岔口”们的母校以及类似大衙门，下至各理工院校的社科部。我还到过北京第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曾给过我希望，后来告之接收困难。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张俊教授，他接待我时，坦率地说，系里进人指标要留给自己的毕业生。北京大学的褚斌杰先生在他的家中接待了我，当时他正在洗衣。褚先生擦干双手，拉来小凳给我坐，他的温暖让我感激涕零，终生以师礼事之。

    三，许多北京的出版单位，并曾希望在某区的城建局谋得一职。

   我不愿就当年找工作的事披露更多的详情了，只就本博文的题目，说说我曾在一些高校的长椅上睡过的尴尬。

    那时候，我的经济极为紧张。住店是绝对住不起的，只能厚着脸皮借住在北京郊区一位校友宿舍的空床上。一天，校友外出未归，我在冬天的寒夜里彷徨无着。校友相邻单位的一位先生好心留我在他的宿舍过夜，并找了一件棉大衣供我权作被盖。那一夜，我冷得发抖，辗转未眠。当然，冬天露宿街头更为可怕。我那时因为多年的挣扎而身体虚弱，白天，步行或挤公交奔走各处。中午，各机关不办公，我便借机休息一下，最好的处所就是公共单位院子里的长椅。

    前面说过，长椅不欢迎睡客。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常常带一张旧报纸盖在脸上，还可兼顾上身。如果风不大，太阳好，躺一会儿是很舒服的。有几次，我被校园的保安盘问。好在我确非不逞之徒，可以全身免祸。带孩子的老太太们讥讽的味道，并不比保安的盘问更好受，但一个落魄如斯者，只能以沉默面对这一切。

    2011年8月21日下午，我从香山饭店参加先师杨公骥教授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回学校。师兄赵敏俐教授开车送我到五棵松地铁站，我坐一线地铁转八通线回校。在一线地铁上，我谢绝了一位年青姑娘给我让坐。我自以为不是老人，况且让座者是一位女性？到四惠站转八通线时，我正巧排在前头，被蜂拥而入的人流挤入车厢，可以有坐。对站了一路的我来说，这个座位是需要的。我对面的两个座位上挤了三位农民工，我曾观察他们挤过人群抢占座位的过程。三人坐下之后，我才发现他们的头发都花白了，有四五十岁或以上的年纪，而不是我想像的年青人。其中一位目光有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看到他们的T恤和裤子都是干净的，鞋子上有刷去泥点的印迹。显然，他们在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尊严。抢占座位，也许是还不明白城市生活的游戏规则，也许是谦恭有礼的游戏规则对过分辛劳的他们还是奢侈品。他们也注意到了我。这时，正巧旁边有一位孕妇，我站起来，让座给这位准妈妈，自己挤到门口。反正只有三站路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愿让三位农民工看到我对他们的观察和沉思之状。

    附带说一下，科学网上博士生们发表的有关学习、生活艰难的博文和三位农民工的剪影，是我写下这篇短文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