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天，我正在某大学教书。一天，在资料室偶见一张《光明日报》的最下边，也就是一般所谓“地脚”的地方，印有一行字，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更正启事。内容是说，本报某日刊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简章有误，其中“杨火骥应为杨公骥，孙牛田应为孙中田，亚杰学应为亚述学”云云。我看到这条启事，知杨师又要招新生了，忙给已在杨师门下就读的赵敏俐兄去信询问情由，得到他的鼓励，终又得杨师垂青。这件事颇有戏剧性。若招生简章不出这种荒唐的错误，若《光明日报》不是破例将更正启事刊登在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从而引起我的注意，也许我就只能充当杨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但这件事只能说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巧合，还不是我在篇首所说的“机缘”的全部。

我所谓的“机缘”，涉及到一本书，故这件机缘也可称是“书缘”。事情要上溯到1973年的夏天。一天，我到郑州郊区的一所中学去看望父亲。当时，他委屈在那里管理图书，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现在回忆起来，对父亲的坚毅、沉着与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着实钦佩，不过当时我以一个少年人的狂妄对他却时常有些不敬的言行，我去看望他时，找书看的动机占很大比重。

1973年，正是所谓“教育回潮”的时候，走进图书室的破门，看见父亲正在忙碌着整理劫后尚存的几架图书，门内有一堆由于人毁或鼠咬，变得破烂不堪，不能阅读的废书。边上单独放着的一本破损较轻，看来它的进退出处正待父亲的裁决。我拿起来，见那是一本豆绿封面的平装书，大32开，正面右上角和右边，被老鼠咬去相当大的两块。背面，更是被咬了小半个核桃大的一个坑。由于是在正中，伤损涉及到十几页书。翻过来看，封面上的字，倒还完好，上面写着“《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杨公骥著”的字样。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一本蜚声海内的文学史名著，更不知道杨公骥为何许人。看见书的前言有“因为老病的关系”，第二分册未能及时写出的话，我还以为他是一位垂晚老者。其实，我后来得知，先生当时正当30多岁的盛年，然而确实由于艰苦的工作和坎坷的人生遭遇而搞坏了身体。

我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向父亲提出讨要这本破书。父亲戴上老花眼镜，挺直他的老军人的腰背，就着窗口的亮光，把那本破书端详了半天，又转过头来，看了看我的脸，答应把它“借给”我。不过，这次他没要我写借条。也许，父亲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感觉到，我这里是这本书的最好归宿。

1978年，“文革”后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时，我兴奋地报考了杨先生的研究生。五门课，我总共得了286.5分，其中专业课78分。这份成绩单我一直保留至今。一个没有进入过大学讲堂的青年工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着实不容易。所以周围的人，一时对我颇有所溢美。不过，除了父亲之外，他们都不知道我有那本书的机缘。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本科，后又在华钟彦先生指导下取得了硕士学位，在大学里当了讲师，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房。然而那本《中国文学》给我心灵的撞击，终使我“不安于室”，在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不到两年的时候，又跑到东北去继续我的人生追求。

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杨公骥先生病重时，我曾入院陪床。其间闲聊，谈及我的读书经历。当说到那本被老鼠咬得残破不全的《中国文学》时，先生笑了。当时我觉得他的笑声里，有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因医生禁止先生多说话，所以我也不便多追问。但后来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读到先生的自述，更相信当年的猜测不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在自述中，杨先生说他的全家在“文革”中被“编管”到长白山区的黑瞎子(熊)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随家运去的书籍，无处摆放，装入许多竹篓内，被老鼠咬坏了几百册，因此不得不常打开竹篓抓老鼠。公木先生在给先生的赠诗中，因此有“打开竹篓抓耗子，好汉从不皱眉头”之语。诗作于1973年(正式发表在1978年《北方文学》第九期上)，正是我得到那本破旧的《中国文学》之时。应该说，两者间，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罢。然而，先生去世多年，无从请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