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杂志2020年第6期所刊朱凤瀚先生著《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诗>初探》一文，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简文，这些材料的公布，对西汉《诗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诗经》学，有“四家诗”之说。今传本《诗经》为《毛诗》，一般被认为属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之“齐、鲁、韩”三家《诗》，除《韩诗外传》外，只有东汉末年蔡邕所书“熹平石经”存“鲁诗”文字若干，学者由文献所辑“三家诗”只言片语，与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简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发现的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诗经》简，虽残损严重，学界以为宝贵。经胡平生、韩自强整理，于1988年出版后，颇为学者引用。海昏侯墓《诗经》所存文字数量多，保存情况亦优于《阜阳汉简诗经》，全部材料公布以后，汉代《诗经》学史的许多问题，必将重新论定。我由此阅读文献，以为相关研究作准备。

        首先是重读《汉书》和《后汉书》等汉代史书。《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以上所录，似近乎常识，但重读之后，颇有新的感觉。

     “今文“三家论《诗》为什么及如何”取春秋、采杂说“？只读《汉书·儒林传》是不够的。此次，除《儒林传》及各大儒的传记，我还比较认真地读了《汉书》相关本纪及所载各家上书，因其所议论，颇能反映汉代《诗经》学的面貌。

      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些难道不是治《诗经》学史之常识吗？我认为，常识与否，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果是专门研究汉代《诗经》学，这些当然是入门功课。但对于我这样以《诗经》本体作为主攻的人来说，根柢既不深厚，思想又乏深刻，现成的材料从眼底滑过，也是常有的（屈守元先生曾引乃师向宗鲁先生语：“当时胸中无此题目”，殆此之谓乎！）。有这种缺点的人，并非我一个。如上引《汉书·艺文志》中，“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当代《诗经》学著作，或据以为《毛诗》汉代曾仅在”民间“流传。其实《汉书·儒林传》说得很清楚，《毛诗》的传人毛公”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其所传授亦多高官名儒。”未得立“云云，言中央王朝未将其立为学官而已。可能会有人说，未立于中央朝廷，不可以说是广义的”民间“吗？回答是：当然不可以。”民间“系与”官府“或宫廷相对而言的。汉代，尤其是西汉前期，诸侯国是有完整治理系统的政治实体。我和一位同学讨论此话题时，曾举梁孝王宫廷为例。孝王好赋，梁国宫廷中多蓄养赋家。如此论成立，枚乘所著《七发》等，岂不是可以被认定为”民间文学“了吗？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两汉《诗经》学问题很多，前后《汉书》的内容又很丰富，片言难以尽述，这篇博文权当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