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古典文史哲的真善美》序

杨树增教授编定《探求古典文史哲的真善美》一书,嘱我作一小序。序者，叙也，或概括著作内容，或叙述作者行藏。树增教授的这部书，内容极为丰富，凡其本人所著学术评论、经典赏析、人物访谈之外，还收录了他人的有关书评、序跋。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经历及学术贡献。鸿文具在，读者自有取舍。我思之再三，于师兄经历掇拾一二，对读者理解本书，或有裨益。

我和树增师兄相识于1987年。那年春天，我报考先师杨公骥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来到东北师范大学，住不起旅馆，树增师兄与敏俐兄在研究生楼四楼共居一室，他们腾出门口双层床的上铺，帮我解决了考试期间的住宿问题。短短几天，师兄的温厚与热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博士在读期间和之后的一些时间里，师兄又断续给我讲述过他的一些经历。

先说师兄的交往。我读硕士时，先师华锺彦先生教我慎于接物，他引西谚说：“知其友者知其人”。树增师兄所交往，都是正直向上的人。他在文革中，能坚持学习，与友朋交往直接相关。他的朋友，有些人后来当了高级干部，甚至担任了国家领导职务，还有些只是普通干部或中小学教师，但都能够长期保持友情。这是师兄的宝贵人生财富，也反映了师兄的为人。

树增教授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除朋友之助外，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先天禀性与后天机遇。他长我三岁，文化大革命中，当过工人、教师，还曾在党政机关参与机要。无论环境如何，他都抓住各种机会学习。说到这一点，现在的年青人可能觉得并不稀奇，经历过那个颠狂时代的人，才能知道其中蕴含的意义。

树增教授是知名的《史记》专家，但少有人知道，他研究《史记》的缘起。是由一部“破四旧”中劫后余生的《史记》残本。文革初期，他到北京参加“大串连”， 怀揣五元钱，舍不得花，用这笔钱在东安商场买了几本破书。其中包括《史记》。师兄说，这部书有一个洞，深达二百多页，显然是被镐头刨伤的。他熟读了这部书，考博时关于《史记》的题目答出了水平，终得先师杨公骥先生垂青。

我提到这件事，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在文革中当工人。有一次，在一所农村中学图书室报废的书报堆中捡出一本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的《中国文学》，如获至宝，反复研读。那本书是杨公骥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我的考研、考博，都与此息息相关。

树增师兄考博似有偶然。1984年，他在内蒙干部管理学院教书。期间，兼在自治区招生办的《成人招生报》帮忙。他回忆说：有天中午，实在困得厉害，想躺在办公室的床休息一会儿。床上乱放着一卷报纸，挺硌人，从身下抽出来准备往桌上扔时，“古代文学”几个字在眼前闪过，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则招生广告：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招收两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由是，他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这看似偶然的机遇，令我感慨。1987年春天，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偶见一张《光明日报》的最下边，也就是一般所谓“地脚”的地方，印有一条更正启事，说：本报某日刊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简章有误，其中“杨火骥应为杨公骥，孙牛田应为孙中田，亚杰学应为亚述学”。我看到后，给赵敏俐兄去信询问情由，得以报考。我曾在一篇名为《书缘》的短文中叙述过此事。颇有戏剧性的情节，和树增师兄的经历有相类之处。偶然中的必然，是我和师兄心灵相通的基础之一。

师兄是老实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很强的责任心。他博士毕业后，本可以留校，为照顾了家庭，到了一所学术条件差得多的军队院校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十年来，他除了独自撰写《中国历史文学》（远方出版社，2004年）、《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人民出版社，2008）等多部学术专著，与他人合作撰写学术著作多部外，还应工作需要，撰写了大量的赏析性文章（一部分收入本书）。其范围自先秦两汉，直至元明清。涉猎之广，在当代学者中是少有的。除了他超乎常人的勤奋之外，强烈的责任心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先师杨公骥先生一共培养过八个先秦两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李炳海教授和孙绿怡教授是第一届。第二届是许志刚教授一人。第三届是树增师兄、赵敏俐兄和曲德来师兄三人。我和郭杰教授是最后一届。树增师兄就学期间，与每一届同门都有交集。无形中，他成为我们师门交往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对师兄尊重，对师弟友爱，我本人得到他的不少鼓励和帮助。他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从不事声张。这里说一件小事。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取出师兄的几本著作翻阅。《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第二编第六章《汉代戏剧》一节，引起我的注意。学界的朋友现在都知道了，先师杨公骥先生早年曾破解记载汉代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文献《巾舞歌辞》（又称《公莫巾舞歌行》，刊载于1950年7月19日的《光明日报》）。后来西北师大的赵某剽窃这一成果。在我指出事实真相之后，他还组织人对我进行围攻。在上述《汉代戏剧》中，树增师兄不仅以大量篇幅引述先师的著作，为先师成果正名，还在叙述中以相当篇幅称引我发表于《学术界》2001年第四期的《洛道五丈渡济水——<巾舞歌辞>抄袭事件与汉代中原地区的道路交通》一文。给予我有力的支持。然而直至我读到《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师兄也没对我说过此事。

树增教授年已七十有零。虽然他在外表与心态上还是中年人的姿态，还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奋斗，但检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成果，是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三十余年来，在东北师大共同读书的时光，宿舍楼里的指点江山，晚饭后例行的南湖远足，时时浮现在脑海中。有机会为师兄的大著写几句纪念性的话，附于骥尾，给我意外的喜悦。师兄弟和每个知情的人，都知道此言出于我的真心。

                                                          姚小鸥  于中国传媒大学

                            2018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