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上发表的《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一文，误以为丹凤门是三个门道。195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所附“大明宫城址及宫殿分布实测图”中，丹凤门也是画成三个门道。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丹凤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发表了简报，揭示丹凤门原来是五个门道的宫城大门。

过去发表的大明宫遗址图中，按照三个门道的中间门道为中轴起点，与含元殿当心间连接的中轴线与大明宫东墙（南段）和西墙不平行，而是向东北歪斜。也就是说，丹凤门的位置歪在西侧，而不在含元殿的中轴线上。20世纪50年代探查的误解，是因为考古队只铲探到门址西侧保存较好的西面三个门道，就作出只有三个门道的结论。对于丹凤门不在中轴线上的问题，笔者曾提出探查是否有误，应该慎重地进行复查；认为大明宫这样重要的宫殿群落，决不会出现主要宫门偏离中轴线如此重大的误差；而且唐人诗赋已经表明丹凤门是五个门道了，例如：李庾《两都赋》在描写含元殿部分时就说：“龙道双回，凤门五开”。所谓“五开”，即丹凤门开有五个门道；李华的《含元殿赋》对殿南丹凤门的描写则是：“其南则丹凤启涂，遐瞩荆吴；十扇开闭，阴阳睢盱”。所谓“十扇”，即五门道各有双扇门；另外，宋人的古图也是画作五个门道的，例如吕大防的《长安城图》刻碑，其中丹凤门就是表示为五个门道。

这一探查误判的案例（甚至有人据此对曾经亲眼目睹丹凤门五门道的唐人描述指责为“是错误的”），提示我们：田野考古不能仅凭简单的探测和发掘技术，而是要具备逻辑思维的学术研究的指导——建筑遗址的发掘工作，最好具备一点建筑考古学的知识，至少要重视有关的古籍材料的提示。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南面正门，是含元殿正南、距离“四百余步”的正门，文献称门上的楼观为“丹凤楼”。丹凤门是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建设大明宫同时建造的。大明宫的南墙是利用长安外郭城的北墙，即拆开一段缺口而建成这座宫门的。同时建造的还有丹凤门左右的望仙门和建福门。这段作为大明宫南墙的长安城北墙，在开辟丹凤及其左右望仙与建福二门的同时，应是增高城墙与新筑的东、北、西三面宫墙等高，并 将墙上雉堞改设在南面。在建设丹凤门的同时，开辟了正对丹凤门的南北大街，宽“一百二十步”，折合为176米，比长安城的中轴干道——宽151米的朱雀大街还要宽出许多，而成为长安城里最宽的道路、。这条丹凤门大街向南，与通化门内的东西大街作“丁”字交叉。由于丹凤门大街穿过宫前的光宅、永昌二坊，于是形成了“田”字形的四个小坊——西北叫光宅坊，西南叫永昌坊，东北叫翊善坊，东南叫来庭坊。由于丹凤门大街穿过原来的光宅、永昌二坊的位置不在坊的中街而是偏东，所以改造后的四个小坊，其中西北、西南二坊稍大，东北、东南二坊稍小。

丹凤门平时关闭，不轻易使用，只有在皇帝驾御含元殿举行大朝的时候，才开启丹凤门。当时的官员张祜写《元日仗》诗，描写大朝盛况是：

“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

敦煌晚唐138窟北壁画五门道的宫城正门形象——应是丹凤门的写照（敦煌研究院孙毅华研究员提供）

我们只看丹凤门五个门道墩台遗址，就知道它是对隋朝宫廷御用建筑大师宇文恺杰作明德门的模仿，从其加大规模来看，应该是有所创新的。

丹凤门的楼观——丹凤楼，其木结构楼观是这座宫城大门的精华所在，下面讨论它的形制：

由于这座宫门太大，墩台东西长达74.50米，按高四收一计算，台顶东西长也有70.82米，约唐尺二十四丈。这大约就是丹凤楼基座的东西长度。正衙含元殿夯土正阶东西长约60米，加上木构副阶也不过67.64米（含元殿东西通面阔58.21米）。丹凤楼基座的东西长度是70.82米，上面略挑出木结构平座，则门楼的通面阔仍然基本上还是70.82米，比正殿含元殿还大，这就违反宫廷规制了。所以丹凤楼体形必须化整为零，做成一座短于含元殿的殿堂，再加左、右夹庇，这样组合体形达到70.82米是可以的。这种建筑组合，敦煌壁画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推测丹凤楼城观主体九间、两侧夹庇各二间，共计十三间。敦煌晚唐第138窟壁画所示的城门楼观，主楼观屋盖与夹庇屋盖都是四注式；唐朝建筑明间不加大，设定每间为5.20米，则十三间约为68米，就是唐尺二十三丈一尺。进深间寛设定为4.50米五间为22.50米，合七丈六尺五寸。

参考敦煌唐造第9窟、第172窟、第196窟等表现得更为明确的屋盖组织关系，夹庇屋脊在主体屋檐下。楼观的具体情况参考同期的大雁塔门楣石刻殿堂形象及日本法隆寺金堂以及宋式城楼复原。按照敦煌第138窟壁画，主观正脊中央设宝瓶、火珠装饰。

按照唐佛光寺大殿，当心间柱高等于面阔，应为5.45米。柱有生起，次、梢间柱高按等比级数依次递增。梭柱下部1/3处的最大柱径可能达到60厘米。柱础按照隋仁寿宫遗址出土的宝装莲花石础圈，覆莲高12厘米。铺作参考日本法隆寺金堂及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设定为双抄单下昂、六铺作偷心造。檐出设定为420厘米，生起、生出各为50厘米。主楼观的大木结构用材，应该是宋《营造法式》所谓的“一等材”：以2厘米为1分，单材20×30厘米，足材20×42厘米。楼层的平座无雁翅版遮挡，在立面上暴露加厚的地板横断面，转角45°拼接。

城门墩台上设置木构平座、栏杆，再于台顶另设主楼观的平座式的木构阶级和夹庇的砖石阶基。主楼观的阶级高起约一丈二尺，即3.50米左右；夹庇阶基较低，仅可一尺，即0.294米左右。由于楼观主体南北和城台栏杆之间只有1米左右的宽度，所以南北两面不设踏道。东、西夹庇两侧有踏道；进夹庇后，有直对登上主城观的木构踏道。城观与城台平座的构造关系如复原剖面图所示。

以上，根据敦煌128窟壁画的五门道宫门形象做出的原状推测，是复原方案之一。

丹凤门（方案一）

另外，关于丹凤门的楼观，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旁证材料，就是去唐未远的北宋时人吕大防《长安图记》碑刻，兴庆宫残段上边缘所刻画丹凤门形象。当年应该流传有集体记忆的的丹凤门楼观式样，残碑所刻划的丹凤门楼观也是在主体屋盖两侧各有一个夹庇，但是屋盖形式不同，其屋盖为重檐显山（讹做“歇山”）。这样，就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根据吕图做出的原状推测——作为复原方案之二。

丹凤门（方案二）

这两个复原方案。哪个可能符合原状，试做判断：

吕大防（1027～1097）是宋仁宗时人，他制作碑图的时间大约距唐亡百余年。当时他应该是目睹残存的丹凤门墩台，但是他的碑图中的两个丹凤门形象，其墩台却不相同；“大明宫”残碑的丹凤门是和遗址一致的一个大墩台；而“兴庆宫”残碑上的丹凤门，却是墩台两侧附加有小墩台。附加小墩台的错误，也许是这样造成的：吕氏当年所见，可能是因为墩台南面损坏，而北面，即宫内一面尚可辨认形制。他大概推测墩台两面是一样的，所以就按照北面墩台两侧有供登城马道的转折附加墩台，即呈主台及两侧副台的三部分组合体。至于为什么吕氏又画出与残存遗址相同的单一大墩台，或许是做出另一种推测、或者示意也未可知。

丹凤门被焚毁百余年后，吕氏所见应该只是一个残缺的墩台，关于这座宫门的楼观，或有父老相传主体带夹庇，是三个屋顶组合的大体式样。但是民间传说不是建筑专门家，不可能知道具体的屋顶类型——是四注水的所谓“四阿”式，还是九脊的所谓“显山”式。因此吕氏制图估计是据宋时流行的纤巧、华丽的高级屋顶——重檐显山，来推测的。

这样看来，两个复原方案中，根据唐人所画敦煌壁画推测的“方案一”的可能性比较大。

本文摘编自杨鸿勋著《大明宫》第三章，图片来自该书。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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