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国际计量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 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中国工业等产业与科技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奋斗，特别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形成了今天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孕育了丰厚的民族精神和工业文化。从弘扬民族精神、工业文化建设以及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角度，需要探讨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问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与中国古代长期发展并不断积累的手工业历史有无关联？农牧业与轻工业有密切关联。中国历史悠久的农牧业如何在新型工业化中发挥作用？譬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运用古代中医文化创造了中国制药业的历史性突破。而这方面的内容在工业化史和科技史中缺乏反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器制造、矿业开采等工矿业与近代以来引进外国技术的关联度有多大？既在管理体制方面，也在技术创新等各方面的联系有多深？创刊号杂志的内容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总体研究仍不足。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 年，历经坎坷，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历程对于此后发展的意义何在？目前讲坎坷、教训与讲经验彼此分割，其中有无辩证关联、如何认识？

4. 改革开放后30 余年中国工业的飞跃，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使中国由农业大国转变为泛工业（与交通、信息、物流等社会服务业交叉）世界大国，原因何在？说明巨变的理由是否离得开对历史的合理解释？

浏览近年来经济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这些问题不仅得到答案不多，而且时常感到更加突出了。这种意识倒逼我们增加研究动力，扩大研究领域，学习并尝试采纳新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下，《产业与科技史研究》创刊了！这个刊物必将推动上述问题的深入探索与研究。

产业与科技历史诠释与演绎着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也是经济史的重要内容。祝愿刊物越办越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产业和科技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形势下，《产业与科技史研究》创刊了，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大事、喜事，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祝贺！

好的学术刊物，往往贵在创新，贵在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作为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产业与科技史研究》要办出特色、办出新意，在博采众长的同时，似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聚焦，从而彰显自身特色。

其一，聚焦于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恩格斯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这一对基本关系颠倒过来了，研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较多，研究生产力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作用却反而较少。李伯重教授曾指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虽然功不可没，但这项研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雇佣劳动一类资本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思想误区，往往是从生产关系如经济制度、雇佣劳动、阶级关系等因素上去寻找资本主义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反而忽略了近代大机器生产的引进和应用均十分有限、中国近代事实上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这一事实，也就无从去深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为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由虚向实，加强对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对从古代到近现代以来生产技术发展、资源利用、劳动力供求、劳动生产率提高、环境演变等涉及生产力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致的考察，弄清其真实的状况，进而研究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将历史重新置于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

其二，聚焦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的含义要比前者广泛得多。但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实质取向就是工业化，即以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的系列社会变迁。但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也没有经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下，由外而内，突发地、被迫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大致包括两个大的发展阶段：（1）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9 世纪60 年代至1949 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2）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949 年以后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在持续，但已进入了所谓的“新型工业化”阶段。历史起点与发展过程的不同，注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具有自身的诸多特点。比如：和西方“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是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之间是非连续性的，后者不是前者的自然过渡；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同时存在，不发展更是其主流（汪敬虞先生的论断）；由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二元经济”格局的长期存在，因此，必须走一条小农经济和大工业相互补充、土洋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吴承明先生的论断）；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尤其要处理好原始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般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如何互为基础、合理衔接的问题，从而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现代化之路。

其三，聚焦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升级。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以工具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为先导的，科技发展及其所连带的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首先要研究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历史。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大致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18 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19 世纪中期，电力的广泛应用是其主要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外层空间的开发、合成材料的广泛运用，共同构成这次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有人提出，人类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第四次产业革命，这次革命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化、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为标志。

每次产业革命都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若干新兴的工业群，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从而推动生产的大发展和经济、社会组织的大变革。因此，从大历史的视角研究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能直达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源头，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中国道路”做出最清晰、最根本的说明。

以上三方面的聚焦，远远不能够涵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但对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则是无可置疑的。

《产业与科技史研究》（2018~2020年六辑预订）

武力主编

责任编辑：李春伶

（本文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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