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书桌：抗战时期与和平年代（对“韩春雨事件”的几点看法）
永幸，于诗外斋，2017年8月4日
1.从“学术大环境”来看:目前亟待改善的学术大环境，学术与政绩、学术与非学术的畸形关系“伤害”了韩春雨；长远来看，更“伤害”了整个学术界，应该引起每一位有良知学者的关注；
2.从“小气候”来看:该事件将学术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尤其是当权者、所谓的领导、学术外行……的急不可待、推波助澜更是对韩春雨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反面作用，丧失了“独立、自由”的学术走得不远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大环境”与“小气候”，想起了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同样，良好的学术氛围需要每一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努力，反之，恶化的学术环境可能会伤害到学术共同体内的任何一位成员；
3.该事件的科学史意义:个人认为，“韩春雨事件”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重大警示、借鉴和启示意义，该事件的后续调查、深刻反思必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理性的“质疑、批判、讨论”对学术界来说至关重要，更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4.从“两种文化”来看:首先说明，此“两种文化”是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而非“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韩春雨事件”发展到今天，说明当前学术界的“科学文化”水平仍须亟待提高——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所谓领导科研的，看客的“科学素养”也需加强，而学术界的“人文文化”更是薄弱——这一点对搞自然科学的、对韩老师本人可能会更加重要；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至今，将近60年了，二者还似渐行渐远……这种状况无论对“科学”还是“人文”都会有极大地伤害，所以弥合“科学”和“人文”之间渐宽的鸿沟显得愈来愈迫切和重要——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抗战时期，清华老校长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炮火连天、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一张书桌不但安放下了，而且还相当稳固——民国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令当今的学术界汗颜，学术成果、人才培养也令国人自豪……
和平年代，我想套用蒋校长的那句话，“为何大学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是战争年代轻易就能致人死伤的枪炮之威力太小？还是和平时期潜移默化腐蚀人心的糖衣炮弹、诸多诱惑更大？
……
科学研究允许出错，学术探索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是在不断的错误中一步步前进的；
追求成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但此道路是由一个个的失败铺就的；
但愿，韩春雨老师的“不可重复”的科研成果是由于科学自身的允许出错造成的，而非人为的影响，甚至是刻意造假……
中国的大学、学术界，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请拿出我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最后，以华裔诺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科学观点与学术界的同仁共勉：科学的进展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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