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规格

【 书 名 】剑桥德国史

【 作 者 】玛丽·富布卢克

【 ISBN 】978-7-5133-0568-6

【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6 第一版

笔记

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 

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做出选择。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坊史学家非常熟态的”目的论”(teleology)。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蔓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经常被引用的著名诗句中，德国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与席勒提出了德国史最核心的问题：

• “德意志？他在那里？我找不到我的国家。”

• “德国人啊，任何组建国家的希望都是徒劳的；别发展国家了，还是提升你们自己吧，你们可以做到的，这更加自由！”

这个国家统一的太晚，以至于思想家和诗人将“自由”限制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使其与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泾渭分明。 

这个国家以其奇特的高效率，在每一个历史转换时期都树立起了某种“典范”。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所辖的区域曾经互相独立存在，就像州和国家一样，因此它们之间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史上的差异，而非地理上的。 

对于到德国旅行的游客来说，最震惊的莫过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占领，以及人们的信仰、习俗和社会关系所遗留下的痕迹:中世纪的要塞城市和古堡，巴洛克时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豪华的宫殿、不同样式的农舍、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以及工业时期的贫民窟。 

德国充斥着不同地域的刻板印象：普鲁士新教的禁欲主义、军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时常与汉堡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同时由于信奉罗马天主教，大口喝酒、爽朗热情、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的巴伐利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生动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日耳曼部族。他描述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战争形式、刑罚体系、建筑、服饰和发型风格、婚礼、葬礼、农业技术，以及喝酒、宴会、争吵、休息的诸多习惯。除了赞赏日耳曼女子的贞洁以外，塔西陀对日耳曼和日耳曼人并没有一个劲地奉承。他说日耳曼人一定是原住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徙来的移民、因为“谁会(想)去日耳曼呢?它的风景不美，气候不好，整体感觉又沉闷，除非这里真的是他的故乡”。 

19至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德国的王权孱弱是个严重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民族和国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单位。而对于现代人而言，国家被后资本主义下新形式的跨国经济联邦取代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从长远角度看，中世纪晚期德国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实际上为后续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新约》的德语译文应当是“家里的母亲们、胡同里的孩子们、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使用的语言。同时马丁·路德的译文对德语的统一和规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对马丁·路德来说，语言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德意志人民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们。 

追根溯源，宗教改革影响了后来人类社会的许多发展和变革，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科学、个人主义、世俗化和“世界的去神秘化”，以及现代政治的方方面面。 

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 

俾斯麦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 

宪法的两个特点加速了俾斯麦的倒台：一是宰相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皇帝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二是军队的权力。 

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意义含糊的。
一方面，他策划了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所创立的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中越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