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是“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它的内涵包括率性自由，实现人格独立与自尊;圣贤气象，既执着又洒脱;圣贤兼豪杰，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

　　现状：中国社会普遍精神迷失

　　思考对人意味着什么?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考。那么，对于思想家本人而言，思考就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了。

　　“我思考过很多有关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问题，但最近主要留心于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在讲堂上和采访中，朱汉民教授多次表示，当前中国民众普遍精神迷失，各类社会精英尤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重新呼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他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三大精英群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个精英群体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型作用，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发展。按理说，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表达者，是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引领者，是社会责任和使命更大的承担者，他们应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通尊敬。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精英群体非常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种对立的情绪。

　　究其原因，朱汉民教授认为，这与当代精英阶层普遍性精神迷失有关。许多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用其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不是在传承精神文化，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其他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缺乏精神追求，往往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这个群体整体丧失了对普通民众的人格吸引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非但不能得到大众的尊敬，反而和大众对立了起来。

　　引路者迷惘困惑，跟随者自然也无法清晰明白。普通大众有了钱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消费，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却换不来心灵的幸福与安宁。所以，普通大众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堪忧。

　　一个时代要垮掉，精神坍塌是先兆。怎么办?

　　有人开出方子：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这批精英缺乏贵族精神。社会精英们应该追求既富且贵，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教养、担当意识和自律要求。如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社会上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提贵族精神是有意义的，但总归是西方的东西，在契合度上差了些。”朱汉民教授说，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讲，中国原有的、穿越千年的“士大夫精神”，更合乎我们自身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因为，这种精神不仅包括了西方贵族精神所倡导的那种严于律己、提升文化修养和富于荣誉感的品质，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超强责任意识，同时又排除了那种以血统论贵族的特质。

　　“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但“士大夫精神”却绵延至今，并有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再上台阶的支柱性精神力量。

　　良方：“士大夫精神”的流变及特质

　　什么是“士大夫”?什么又是“士大夫精神”?

　　依朱汉民教授的看法，“士大夫”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们起于先秦，兴于汉代，定型于宋代，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与西方贵族不同，中国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统入仕，而是凭知识、道德和才能，他们没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但拥有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衣食住行的优雅生活，同时还兼有道德教化的职责。他们的起点往往是普通的平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读书和道德修养，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进入“士大夫”群体。

　　当前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走出来，从城市的最底层出发，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学习和拼搏，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样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传承儒家文化与人文信念的核心人群，“士大夫”群体是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实践精神，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这两千多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不变的精神核心，那就是“道”，就是“士志于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在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双重焦虑。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民也不像臣民的样子，父亲不知道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孝敬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那就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又将士大夫精神往上推了一层。

　　可以说，“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就是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状态。

　　到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精神”发生了变化，充分表现为“率性自由”。朱汉民教授说，魏晋时期，社会道德的“节义”不再是士大夫作为“名士”的人格标志。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和社会目标的时候，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自我，即对万世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即率性自由。一切与个人身体和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哲学、艺术等精神享乐与自然快乐的内容都成为魏晋士大夫所热烈追求的。他们不太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对身体与心灵的平衡尤为关切。“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可以作为这个阶段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写照。

　　在朱汉民教授看来，这种类似人格分裂的魏晋士大夫，如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阶层是有严重缺陷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士大夫精神到唐宋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进入到圣贤气象阶段。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士大夫精神表现为特别推崇圣贤气象。其一，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士志于道”“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其二，他们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如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其三，他们有高远的抱负和人生理想，人人皆可为圣贤，以圣贤为目标，就会表现出一种圣贤的精神气质。所以，圣贤气象既包括了先秦时期“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感，又囊括了魏晋时期追求内心自在的理想。

　　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士大夫对士大夫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在追求圣贤气象前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即圣贤兼豪杰的气质。

　　朱汉民教授说，这种提法在过去是没有的。究其原因，在于明朝被清朝打败之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只讲圣贤气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奔走呼号的时代心声。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呼唤这种豪杰精神。比如王船山，他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所有的士大夫要做圣贤，但是如果没有豪杰精神，就不能做圣贤。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必要条件。士大夫要做圣贤，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豪杰，有没有经世的能力，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没有卓越的事功。

　　这种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晚期，乃至于影响到近代。如晚清魏源，在他的书里面就说过：“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个精神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一批湘军将领中也得到集中的体现。湘军将领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虽然它的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区招募的农民，但是将领都是士大夫，是儒生，是读书出生，而不是军人。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他也说： “豪侠之质，可入于圣人之道”。他还把圣贤的“仁、义、礼、智、信”，作为管理军队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把圣贤的道德理念与豪杰的经世事业结合起来了。

　　由此看来，“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唐宋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

　　探讨：“士大夫精神”对当代人的现实意义

　　“士大夫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继承和弘扬。

　　朱汉民教授说，当代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群体，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就应该从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汲取营养。这种精神营养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其一，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士志于道”，道即公共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最初的“士”是较低级别的贵族，他们是政权的参与者，具有社会主体意识，关注国家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王朝分封制度的解体后，士的来源便多元化了，更多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奋斗而来，他们的精神动力离不开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都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他们拥有很多的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代社会精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他们都是通过奋斗而获得对社会资源的掌握的。因此，他们应该为普通民众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不断承担社会责任，他占有的资源才可能越多，他才有可能进入到精英群体。

　　其二，是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晋士大夫坚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自由思想，才能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并且表达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而不盲从外在权威。

　　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界、文化界及其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种人格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就是强调从真实的主体自我出发，才能创造出有独创性的文化成果。朱汉民教授强调，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学习魏晋士大夫的这种精神。

　　其三，是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也就是把入世精神和出世事业结合起来的精神。他们总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同时，又追求超脱的心灵自由。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要有很强的道义情怀。如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常常就觉得痛苦和烦恼。如何化解?那就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在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还能保持自我心灵的自由与平和。

　　其四，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晚晴士大夫精神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是对于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是一种经世事功的追求。那么，士大夫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该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作为一个官僚或社会管理者，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也是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追求功利、财富和事业的成功，又显得过于现实、过于功利。所以，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状态。

如果真能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朱汉民教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惊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