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古代小说研究添砖加瓦

受权发布陈熙中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8月26日发布

   本文收入黄霖主编《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12页，感谢陈熙中教授惠寄。文中所记《红楼梦求真录》一书已经于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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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吴组缃先生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等小说，先生精辟独到的艺术分析，令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吴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红学家之一，1957年入学不久，我就跑到北大学报编辑部买了他的名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的抽印本。吴先生本人又是著名的小说家，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因而能深切把握小说的艺术特征。他强调，研究《红楼梦》“应该从人物形象的研究着手，研究众多人物主次从属的关系，研究众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众多人物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作者在处理上所表现的态度或爱憎感情等等。”他批评一些研究者“往往抛开人物形象，从书中摘取一些枝节的事项和节目，来论断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指出：“凡是阉割了艺术的生命，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特点，那方法都是错误的。”可以说，正是受了吴先生的影响，我对“索隐”之类始终不感兴趣。

我对古代小说的研究，起步很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先是教公共写作课，后教留学生汉语，都与古代文学无关。1973年，因听到流传的毛主席有关《红楼梦》的讲话，便与两位同事写了一篇《<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学校政工组见到后，交给《北京日报》发表。可能因为这是较早的“评红”文章，所以有不少报刊转载。这篇文章只是对“《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的简单阐述，主要讲书中描写的阶级斗争和统治者内部争斗，谈不上有什么新意和学术价值。

文革结束后，在张锦池、胡文彬和朱彤（已故）等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我继续写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东方文化集成”的编者约我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书名定为《红楼求真录》，尚未出版）。我因此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红学”研究，感到非常惭愧。与许多同辈朋友相比，我在“红学”方面的成绩简直不值一提。勉强说来，我至多只是在程本脂本真伪之争以及《红楼梦》文字校勘方面发表了一些看法而已。

这里只说一说程本脂本真伪之争。最早提出“程前脂后说”的是欧阳健先生，他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水浒传》学术研讨会上结识的老朋友。欧阳先生的主要观点是：一、《红楼梦》原本就是120回，后40回并非续作。二、程高本是现存的唯一真本《红楼梦》。三、所有现存抄本都是根据程高本编造出来的伪书。四、脂砚斋和脂批都是伪托。“程前脂后说”的提出，在红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论争，争论已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至今还没有结束。

“程前脂后说”的主张者认为，80回的脂抄本与120回的程甲本存在大量异文，这些异文无不证明程甲本在前，脂抄本在后。欧阳先生说：“古代小说版本鉴定的经验证明，只有（要？）着重从那些既是‘有意的改动’，而又绝无可逆性，亦即只能从这一方向流动，而不能从相反方向流动的异文着眼，就可以判明二者的先后，亦即考定谁以谁为底本的问题。”又说：“我通过大量异文的校勘，证明脂本与程本之间的异文，相当一部分不存在可逆性，其中只有一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另一个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结论是：程本不仅优于脂本，而且早于脂本。”欧阳先生曾举出几十处异文（见《红楼新解》），以证明“几乎一律是程甲本文字精当而脂本却相应见绌”。不过，欧阳先生所举例子，似乎多可商榷。如庚辰本第四回“自为花上几个臭钱”，程甲本作“自谓花上几个臭钱”，“自为”即“自谓”。庚辰本第六回“侯门深似海”，程甲本作“侯门似海”，两种说法都可以。像这样的例子，显然谈不上“不可逆性”。

相反，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异文，它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脂本不是产生在程本之后的伪书。在这方面我写过一些小文章，这里只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足的”的异文。庚辰本一共出现7处“足的”：1、“足的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第十七、十八回。原书此两回未分开）2、“吃过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才好。”（第十九回）3、“贾母足的看着火光息了，方领众人进来。”（第三十九回）4、“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同上）5、“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第四十五回）6、“只要强做知道的，足的讨个没趣儿。”（第五十九回）7、“我说你太淘气了，足的了（‘了’字疑衍）淘出个故事来才罢。”（第六十二回）这7处“足的”，在程甲本中分别改作：1、“到底”；2、“闹的”；3、“足足的”；4、“到底”；5、“足足的”；6、无“足的”二字，亦无相应异文；7、“总要”。如果说，程本在前，脂本在后，那么，脂本的作伪者怎么可能把散在各处的“到底”、“闹的”、“足足的”、“总要”等不同词语一律改成“足的”呢？尤其不能想象的是，作伪者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非要在程甲本的“讨个没趣儿”之前也凭空加上“足的”两个字呢？因此，事情的真相只能是这样：《红楼梦》原稿作“足的”，程甲本的编者（或以前的传抄者）因未谙此词确切意义，便根据上下文猜测其意思而作出不同的改文。

另一个是“越性”的异文。据粗略统计，庚辰本中至少出现35处“越性”，其意思相当于“索性”，如：“十个还不成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第三十七回）“恐怕老太太高兴，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桨、遮阳幔子都搬了下来预备着。”（第四十回）而在程甲本中，这几十处“越性”被分别改为“越发”、“索性”、“爽性”、“一发”等。这种情况与“足的”的异文类似，同样说明脂本不是伪书，因为作伪者不可能将几十处“越发”、“索性”等不同词语一律改成“越性”。更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足的”在庚辰本中只出现7处，所以程甲本全部作了改动，而“越性”多至数十处，因而程甲本未能彻底改干净，留下了一条漏网之鱼。这条漏网之鱼见于第十九回，庚辰本和程甲本同作：“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恣意的顽笑……”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不是脂本改了程本，而是程本改了它所从出的某一底本，与改动“足的”一样，原因是“越性”一词过于生僻，为人所未见。绝难想象，程甲本的这个“越性”仅仅是笔误，脂本中几十处的“越性”则是作伪者从这一笔误受到启发而故意作的改动。我认为，“足的”和“越性”是《红楼梦》中的两个特殊词汇（应是作者平时常说的口语），尽管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确切出处，但它们对于“程前脂后说”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主张“程前脂后说”的学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发现庚辰本有大量脱文，而程甲本不脱。但是，他们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庚辰本有脱文之处，不等于所有的脂抄本在同样的地方也都有脱文。因此，不能单凭庚辰本的脱文，就断定所有脂本都是伪书。此其一。更重要的是，比对庚辰本等脂抄本和程甲本，我们发现，程甲本自身也有脱文，而其脱文在庚辰本等抄本中却保留着。显而易见，这个事实对于“程前脂后说”是最有力的否定。此其二。我曾撰文举出程甲本脱文的一些例子。下面只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程甲本第五十三回写乌进孝交租，其中有贾珍和乌进孝的这样一段对话：

    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

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就会觉得乌进孝答非所问。贾珍明明问的是“你还硬朗？”乌进孝却回答“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突然冒出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实在叫人莫名其妙。对照一下庚辰本的文字，这个疑团就涣然冰释了。原来《红楼梦》的原文应是这样的：

         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中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他起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回：“托爷的福，还能走得动。”贾珍道：“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走走也罢了。”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庚辰本漏“闪”字，其他抄本不漏）失，再过几年就可放心了。”

事情再清楚不过，程甲本漏掉了中间的一答一问（用黑线标出部分）。如果程甲本是唯一传

世的真本《红楼梦》，那么，能够补出这一答一问的脂本作伪者，岂不是一位绝代天才？不

用说，事实不可能是如此。真实的情况只能是这样：庚辰本等脂抄本并非是根据程甲本伪造

出来的，它们自有其渊源。说到底，脂抄本和程甲本之间，不存在真伪之分。它们的文字差

异，出于《红楼梦》流传过程中传抄者无意的疏漏或有意的改动，而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

象。《红楼梦》研究者应该做的工作，是通过异文的比勘，尽可能确定《红楼梦》的原文的

本来面目。

　　虽然我不同意“程前脂后说”，但我认为围绕“程前脂后说”展开的学术论争是很有意

义的。甲戌本等抄本陆续发现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因而它们

的真实性也就没有得到科学的检验。现在通过“程前脂后说”的论争，正好补了这一课。我

们看到，这场论争已经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之所以乐于参

加这一论争，原因也就在此。

   二十年前，应友人韩敬群兄之约，我校注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由

我大学同窗吴书荫和张明高分别校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去年作了修订，改由

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校注《喻世明言》的经验和教训。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许政扬教授校注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许先

生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他的校注极见功力。此外，近人的一些话本小说选的注释本，也包

含有若干篇《喻世明言》中的作品。对于许政扬先生等前人的校注成果，必须认真继承吸取。

但是，既然是要做一个新的校注本，就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超越。如何才能达到

这样的目标呢？我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现在略作介绍，请方家们指正。

第一，     增加新注条目。这些新注条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看似平常词语，但一

般读者很可能产生误解。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遮拦架隔，有如素练眼前飞；打龊支撑，不若耳边风雨过。”《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宛如孝女寻尸死，不若三闾为主愆。”这两个“不若”，普通读者极易理解为“不像”。所以加了注释：“不若：这里的‘不’字无义，只是用来足句或加强语气。‘不若’就是‘若’。”又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前面列十五对红纱照道，烛焰争辉；两下摆二十柄画杆金枪，宝光交际。”这个“照道”容易被误解为照亮道路，故亦加以注释，指出这里的“照道”是灯笼的别名，并引宋代赵与旹《宾退录》和明代郑以伟《穆护曲》作书证。另一类增加的新注，则主要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典故。例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许本未注，考虑到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一言拜相”的出典，我加了注：“汉武帝因信江充之诬陷，杀了戾太子，后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辩冤，明太子无罪。武帝感悟，即拜车为大鸿胪，不数月擢为丞相（事见《汉书·车千秋传》）。因此后人有‘车公一言拜相’之说。”又如《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不向洛阳图白发，却于郿坞藏黄金。”许本仅注“郿坞藏黄金”，而不注“洛阳图白发”，实际后者可能更有出注的必要，所以我也加了注：“唐白居易在洛阳曾举行‘九老会’，绘有《九老图》。宋文彦博与司马光等聚集洛阳高年者十三人（一说十一人）置酒相乐，称‘洛阳耆英会’，也绘有图像。这里用‘洛阳图白发’喻指志趣高逸。（下略）”许注大约共1600多条，我原来注了3500多条。修订时又增加了约500条。

第二，     纠正旧注失误。许政扬先生等的注释大多精当无误，为我们的重注工作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和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量的误注。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只见阶下有个穿红布员领戴顶方头巾的土人，走到杨知县面前……”许注：“员领：即盘领衫，为官吏的公服。”但小说中的这个土人并非官吏。我在注中引《明史·舆服志三》：“庶人冠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说明庶人也可穿盘领衣。《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三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许注：“三节：古代制度，皇帝召臣下，用三节。唐、宋间仪卫随从，都分为三节。”实际此“三节”指的是钱镠当时一身而兼任三节度使。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新旧五代史·三节”云：“欧（指欧阳修）《钱镠世家》：开平四年，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三节者，镠在唐已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入梁又兼淮南也。”我即据此作了改注。《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子》：“有个官人，覆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许注：“左班殿直：内侍官名。宋代有左、右班殿直，属内侍省，充当宫廷役使。”按：内侍官是宦官，不可能有妻子。我在注中说明，宋代左右班殿直有两种，一种是武臣阶官名，另一种是内侍阶官名，皇甫松属前者，是低级武官。还有些是许本未出注而他书误注者，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三巧儿叫卖卦的瞎子算卦：“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历代小说选》（第二册上）注：“课钱：占卦的报酬。课，占卜。”其实这里的“课钱”是起课用的铜钱，后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的三分银子，才是付给瞎先生的报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乞丐们“敲板唱杨花，恶声聒耳”。《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注：“杨花：疑当作‘莲花’。”按，“杨花”不误。“杨花”是一种民间曲调，多为乞丐和卖艺者所唱。明代董思张《吹景记》卷一：“措大略知把管，便以傲睨人，如卑田院儿（指乞丐）沿路唱杨花，自以为激楚奇唱。”

第三，     补正失校误校。误校者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锁南枝》二只”的“二

只”，《张道陵七试赵升》中“大道好生”的“大道”，《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中“诸江会割”的“会割”，许本都径改作“一只”、“天道”、“会合”，其实原文都不误（此处不细说）。失校者如《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中“天明明兮爱日挥”的“爱日挥”应校作“爱日辉”，《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中“质对四址明白”的“四址”应校作“四至”，《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欲叩末曲兮，悲涕淋漓”中的“末曲”应校作“末由”，这些许本都未校正。有时对小说原文的错误失校，会影响到注释的正确性。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头引刘季孙寄苏轼诗：“倦压鳌头请左符，笑寻赪尾为西湖。”许注：“赪尾：赪，赤色。古人以为鱼劳则尾变赤，所以用赪尾比喻人之劳瘁。”其实刘季孙原诗作“颍尾”，指颍水下游即颍州地方（时苏轼出知颍州），诗中的“西湖”指颍州的西湖。刘诗原意是开玩笑说，你到颍州做官是为了找那里的西湖去的吧？许注因按照错误的原文作注，遂使原诗意思隐晦不明。

通过校注《喻世明言》，我深感古代白话小说的校注工作，绝不是一件易事，其难度甚至超过古代诗文的校注。因为白话小说使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且还有大量的方言词汇，口语和方言往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像文言那样相对说来比较固定。只要想一想元曲之难懂，就不难理解个中道理。我的知识和学养十分有限，因而在校注工作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错误。在这次修订中，发现和纠正了初版中的不少错误，大部分错误当然存在于我增加的新注之中。但也有一些是前人注释原本不误，而我却“以不误为误”。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话里却说张公，一并三日不开门，六合县里有两个扑花的，一个唤做王三，一个唤做赵四，各把着大蒲篓来，寻张公打花。”许注：“扑花的：扑卖鲜花的人。”我却因没有找到许注的根据，而别出心裁地改注成：“指向种植主承包经销花的人。‘扑’亦写作‘穙’。（下引清周亮工《闽小记卷一·穙荔》文，从略）”后来查到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有扑花的记载：“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春扑带朵桃花……更有罗帛脱蜡象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其实这段话过去曾读到过，并用红铅笔标出，后来忘了）方知许政扬先生的注释是正确的。我常常说，古书校注最不应该的是倒退，即不吸取前人的成果。没想到自己也犯这样的错误，真是惭愧之至。修订本出版后，又发现一些错误需改正，看来校注工作永远需要精益求精，不能停步不前。以上所言，也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和教训吧。

除此之外，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我曾与朋友合编过《水浒传会评本》和《三国演义会评本》，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两本书因为给古代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似乎还比较受欢迎。另有一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是十年前我与几位中青年学者合作编写的，也是带有资料性质的参考书。

回想当年听组缃先生讲课时，曾产生一种梦想，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像先生一样，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艺术有一种全面系统的领会把握。然而，受个人才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几十年来，我只能为古代小说的研究这座大厦添加几块砖瓦而已。这是很惭愧的。但愿这几块砖瓦不是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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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一书由黄霖撰写弁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重返春天。
　　这个年代，肃杀的寒冬已经过去，腐败的气息还没有弥漫，风正气清。
　　这个年代，上下一致，人心思治，拨乱求正，生机勃勃。
　　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古代小说研究者，元气淋漓，意气风发，在治学的大道上开始蹒跚学步，跌打滚爬，为转换风气呐喊过，为求实创新努力过，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个年头，如今皆垂垂老矣。
2014年12月，大家在一起：回首当年事，雪泥鸿爪，竟犹如印记在今天；漫看30年，千帆竞过，才知道前景春无边；瞻望今后路，唯期梦美，能盼见万花真竞艳。
　　这些大潮中逝去的浪花，溅下的点滴，或许能从不同的角度给历史留下些许痕迹，任人去评说。

                       2015-12-12

该书共218页，15万字ISBN978-7-309-12272-5、I 994

目录

　弁言　黄霖
　　为古代小说研究添砖加瓦　陈熙中
　　我与文言小说研究　侯忠义
　　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
——略谈我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黄霖
　　我为何要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形态　鲁德才
　　研究蒲松龄及其他　马瑞芳
　　稗海启新航　苗壮
　　给历史留下印记，给后人留下遗嘱
——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三十年自由谈”而作　欧阳健
　　蓦然回首：三十年学术路　齐裕焜
　　沉潜《三国》，探求真知
——我的古代小说研究　沈伯俊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三十年小说研究生涯回顾　石昌渝
　　我和20世纪80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　孙逊
　　《金瓶梅》学术之旅
——35年研究的简要回顾　王汝梅
　　三十年学术征程的杂忆杂谈　萧相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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