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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北师大的六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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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北师大的六次搬家
黄安年文
（按：《记在北师大的六次搬家》一文2007年2月17日再发在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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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网主持人按：丁亥金猪年将至，如何妥善解决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问题，恐怕成为春节亲友大串联期间关注的热点。我的中青年黄金时代是在斗室、陋室、“共”室中度过的，独生女儿刚刚出世时我睡的是双层床，四家15口人共同使用一个不大的厕所。我的《美国的崛起》一书是在只有2平米的阳台（晾米阁）上写成的。好不容易熬到1996年才有属于自己的仅有75平米的住房，但是房产证直到10年后的2006年才拿到（连发票也是2006年才补发的），即使这样，本该一次补发到位的住房补贴费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完全兑现（按上级规定必须在2006年底以前兑现，北京大学已经兑现）。看来保障和兑现普通教师的合法权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学校主管当局某些人企图在不利于教师的条件下让退休教师搬离学校，由学校收回教师住房，用以扩大招生之需，这种以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方法来解决扩招之需，是不符合以民为本宗旨的。我们怎能只准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试问，既然学校可以出租空房，为何拥有产权的教师就不行？既然如此，为何又一定要设法将教师撵走呢？既然教师拥有自己的房产证，那么学校当局怎样来真正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呢？一个普通教师究竟拥有了多大的属于自己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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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1954年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历史系至今已经住在师大整整50年了，这50年间作为学生先后搬个两次集体宿舍。一次是1954-1955学年大学一年级时住在北师大北校（定阜大街）的地下室，八个人合住一个宿舍,地下室到是冬暖夏凉。1955年北校学校行政机构和多数系迁往位于新街口外大街铁狮子坟的新校，我住在西斋北楼210室,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是学生时代的第二次住集体宿舍。1958毕业后留学校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任教,也住集体宿舍，搬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1959年初住西斋西楼二楼北头的学生宿舍中，六人合住一间约16平方米的住房,从1959-1962年间则住在学校安排的单身教师集体宿舍住的四合院北楼二楼210室，四个年青教师合住在一起。都是历史系的教师,当时如刘宗绪、龚书铎等均住在单身教师集体宿舍里，厕所和洗水房均在楼里的共用处，没有厨房，所以只能终年在公共食堂就餐。
1963年4月底我成了家，算来迄今已经搬家六次。
第一次是学校为新婚年青教师分配住房，由单身教师集体宿舍搬住到四合院西楼一楼113室，新房为18平方米的单间，没有厨房，炉具放在楼道的走廊里，厕所是公共的。四合院西楼是座筒子楼，许多新婚教师都住在四合院东楼或西楼，现在的中科院院士孙儒泳当时就是我们的斜对门邻居。我们的工作单位分别是学校科研部和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搬家时钟敬文（时名义上任科研部主任，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方敏（时任科研部副主任、副教务长）、张刚（时任副教务长）、张斧（时任教务长）、陈灿（时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等许多中文系、历史系教师和学校干部均来新舍道喜。
第二次搬家是1966年文革期间，当时政治气氛极其恶劣，我一度“以修正主义苗子”“学校红人”的身份进了三个月“学习班”和蒲安修（彭德怀夫人，时任学校附校办公室主任）等人一起“劳动”，并被谭厚兰的“革委会”勒令在一天之内搬住到工四楼一门四楼9号的三家合住的小北屋里，记得当时同在“学习班”的王酉梅（他曾在历史系工作，时在师大图书馆工作）帮忙搬家，小北屋的面积约12.6平方米,厨房和厕所均在9号门内由三家合用，虽然住房面积小了不少，但是毕竟不是集体宿舍，使用厨房和厕所比捅子楼要强，1968年岳母来小住，小北屋没法住，只有向学校房产处申请借住在对门的一间小北屋内与人合住。当时我早已是“逍遥派”所以借房没有障碍。
第三次搬家是1968底年由工四楼北小屋搬往小红楼一栋三号内。这次搬家是因为我们的独生女儿即将出世，学校房产部门同意在小红楼一栋三号内分配一间12.6平方米的向阳小屋,同时借一间向北8平方米的小屋给我们暂住,这一来实际住房面积有20.6平方米,条件有了改善。小红楼一栋三号最早住的是专家,其后住的是学校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何锡麟,以后住过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马健民，由于文革住在这里的专家和学校领导不是被撵走就是被逼与别的家庭合住一套，当时三号是为无房的年青教师继续周济安排的。在这套四居室住房内，总共住了四家15口人，使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本来这套住房只住一家四五口人，现在成了四家合住，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用厨房和厕所，需要错开使用，好在邻居关系很好，从未发生大的摩擦，至今我们这些邻居间仍有来往，像吴猛、马樟根、李秀兰、闫纯德等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在四家中惟独我们住了两间，因为岳母和年近90的祖母都住在一起，总共五口，人均住房面积为4平方米。由于过于拥挤所以我们的三号成为学校向教育部申请拨款改善教师住房的困难户“样版房”，引来不少教育部有关官员的参观考察，后了获悉这对于教育部拨款加快住房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次搬家是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学校的一批新的教工住宅楼投入使用，我们终于有幸分配榜上有名，由小红楼搬住教工19楼201室，19楼是三居室一卫一厅结构，而我们所住做东把边的只有两居室，总共建筑面积有近50平方米，有是不和其他家庭合住。可以说，从这时候起我们的住房质量开始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自然十分高兴。这个新台阶等了整整24年。可以说我们的青年时代完全是在集体宿舍度过的。这次搬家也使我们的学生很高兴，似乎他们也从我们身上的变化看到他们将来分到这样的住房要比我们快。当时我在历史系任教并兼任1977届历史系学生的班主任，和这些改革开放第一批入学的学生门有着特殊的感情，搬家时有一二十人自发前来帮忙，从小红楼到19楼不到200米，用不了搬家车，每人提着捆好的书物走向新房走向希望，喜气洋洋的场面终身难忘，现在这些学生中不乏教授和包括副市长在内这样的专家和行政主管。
第五次搬家1992年2月，由19楼搬到教工28楼（楼名后改为丽泽11楼）的4门101室。这时学校又有一批新住宅楼建成，按照规定我入围三室一厅的新住房面积有75平方米左右。当时的住房高级职称只作必要的条件，但是决定性的条件是家庭人口，就我们家庭来说实际人口应为四人，因为老岳母自1968年以来就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而她的常住户口在广州，那里已经没有子女在身边，有条件将户口迁来北京，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办理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办理，所以只按照三口人计算，而有的精明人将老人户口突击迁来（实际后来不常住）就沾了大光分得好楼层，我则在一楼临垃圾通道的101入住，这一住就12年一直到现在。一楼好在进出自如，夏天相对凉快，但是一楼长年阴暗，有时底下冒赃水要格外留神，最令人难受的是北窗常年不能打开，否则垃圾通道的臭味回传进屋内，冬天北风会吹进走廊内。按照规定的住房标准我们应该是120平方米，几年前政府下达文件要将这部分未达标住房部分的以货币方式给住户一次性补贴，然而这部分补贴费被学校主管部门扣押到现在还没有归还，去年3月学校张贴了退还款的第一榜，今年4月底才公布第二榜，谁知第三榜何时公布，将钱落实到户又在何时，其间有的头发白了，有的已经过世，有的不得已在校外依靠子女关系等总算住上了较为体面的住房，但是在师大的补贴费迄今未还。早在1996年购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发放，这成了学校欠下教职员工的一笔大“债”。看来学校当局的如意算盘是期望教师们搬到洼里小区，腾出的置换住房改装后出租于教学需要，所以住房补贴费可以和购买洼里住房挂钩，冲去购房款，但是如果教师购买其他住房则不予考虑，这显然是十分不妥的歧视政策，是约束教师住房选择权的错误规定，再则收购教师住房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出售给教师住房又按照市场经济考量，这种双轨政策使广大教师蒙受损失，也违背了广大教师大根本利益。还有既然产权归购房的教师，学校准备出租住房，为何拥有产权的教师不能出租呢，既然都可以出租又为何要让退修教师迁出学校呢，看来学校当局的思路还是依靠行政管理办法来试图解决住宅问题，能否成功尚难逆料。
第六次搬家是2004年6月，这是一次临时性搬家，因为所住11楼已经12年，学校从未进行过大的维修，许多设备已经年久失修，不得已自己进行翻修，于是暂时搬往昌平的天通苑小住一个半月，待装修完毕再返回恋恋不舍的北师大。这次搬家住房质量又会登上一个新台阶。从1992年算起，过了12年，如果从1958年参加工作算起，46年过去，住房才有较大的改观这对于住在北京的知识份子来说时间还是慢了，相信年轻人不会像我们那样在中青年时代生活在一个质量不高的住宅里。
一个人在50年内一直住在北师大这种情况在师大老教师中不在少数，但是对于一个开放搞活的社会来说，她的活力不足，自有诸多弊端。在美国平均一个人要在不同城市搬家八次，而我这六次搬家同在北京和北师大，只能算一次。我出身在江苏武进的农村，从农村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算是搬过三次家。其中最大的变化要算从农村到城上海，还有现在从城市中心地段的北师大到朝阳昌平交界的城乡结合部，因为这一潮流意味着城市人口由市区化走向城市郊区化的转变，这是小康社会走向丰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2004年6月9日首发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高等教育改革/2007年2月17日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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